2023年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精選8篇)

作為一個社會個體，我們應該時刻保持對世界的關注，了解時事新聞對我們的生活有何影響?？偨Y時要注重客觀真實，避免主觀色彩過重。以下是一些關于總結寫作的范文，希望能夠給大家寫作提供一些思路和參考資料。

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篇一

在牟宗三的學思歷程中，一直注重邏輯學、知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方法，在其6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也非常重視邏輯思辨與邏輯分析。但長期以來，學界多是從“闡明儒釋道三教義理;疏導文化生命途徑;抉發(fā)中國哲學問題;融攝康德三大批判;會通中西哲學道路”1五個層面來理解其哲學思想，研究者甚至包括牟門弟子2一般也是從學思歷程、歷史文化、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西哲學會通四個方面介紹和論析牟氏的哲學思想，鮮有學者從邏輯學或邏輯哲學的維度，對牟氏的學思進路作一詳盡精當?shù)氖峤夂驮u析。應當說，欲理解與闡發(fā)牟氏在中國哲學、歷史哲學、比較哲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的深刻義理，對其邏輯哲學進行研究是必要的?；诖?，我愿作一粗淺的嘗試，以就教于方家。

2牟宗三的邏輯歷程。

牟宗三(1909–1995)，山東棲霞人，1927年春考入國立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后升入哲學系本科班。此時牟宗三的授課老師主要有張申府、金岳霖、張東蓀三位先生，此三人是牟宗三的邏輯學、哲學啟蒙老師。三位先生對他的學術影響很大，牟氏在回憶自己的大學時光時曾說：“那四年中，給我?guī)椭c影響最大的，在校內是張申府與金岳霖先生，在校外是張東蓀先生?！庇捎谑苋幌壬挠绊?，牟氏的主要學術興趣在數(shù)理邏輯、分析哲學與新實在論，平時研習的也主要是羅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懷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1861–1947)、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并由此“上提”到康德等人的哲學、邏輯學，而牟氏本人對中國哲學的主要意趣也僅限于《周易》。4直到1932年遇到業(yè)師熊十力先生，才激發(fā)出牟氏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真正興趣，但既便如此，邏輯分析和知識論也仍是牟宗三最初的學術家底。1934年，牟宗三自北京大學畢業(yè)后，曾先后執(zhí)教于華西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主授邏輯學與西方哲學。1949年，他只身渡海至臺灣，任教于臺灣師大和東海大學，講授邏輯學、中國哲學及人文課程。在臺灣地區(qū)邏輯學的輸入醞釀階段5，在臺灣大學里講授邏輯課程最知名的三位教授是陳大齊、牟宗三和殷海光。1960年以后，牟宗三的主要學4牟宗三在其1935年寫就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涵義》(原文是“函義”)一書中，將卦和爻按照數(shù)理之“序”構成牟氏謂之“記號邏輯”或“數(shù)理邏輯”。牟氏對《周易》的解讀提供了一個公理化、形式化的研究進路可能，他的解讀方式為中國哲學、中國傳統(tǒng)邏輯思想的現(xiàn)代詮釋作了有益的嘗試。近年來易學邏輯研究領域，沿接此進路的有周山等人，但返觀牟氏八十年前的研究似有首開先河之意義。不過，限于本文討論的主題為牟氏之邏輯哲學思想，其易學研究之價值，另文再論，此不贅言。5戴寧淑將臺灣邏輯學的發(fā)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1969年，輸入醞釀階段;1970年–1979年，啟動階段;1980年–年，發(fā)展階段。我們認為，這種劃分基本是恰當?shù)模抑敝聊壳叭詾榘l(fā)展階段。當然，也有學者對臺灣邏輯學的發(fā)展階段的歷史分期問題持不同的觀點，如張斌峰、董志鐵、吳澤強以及臺灣學者王文方、陳世昌等人，此問題需專文評述。此不展開。6此三人中，殷海光多為大陸邏輯學界熟悉，研究成果頗豐。牟宗三和陳術活動是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在牟宗三的老師熊十力看來，中國傳統(tǒng)哲學和思想史上沒有嚴格意義形式化、符號化的邏輯學，也缺乏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論(或認識論)，據(jù)此原因，中國文化也就沒能產生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數(shù)學和科學來。熊師深以為憾，畢生決力由其來補正中國在認識論上的缺憾，并堅持經(jīng)由其所著《新唯識論》作為“境論”來開出“量論”。7其時，牟氏給熊師寫信：“老師的學問傳不下來，您要靠我去傳您?！边z憾的是，熊先生由于精力不濟，終生也未開出“量論”。牟宗三作為熊師的衣缽傳人，熊師也希望由牟來承接他的遺愿。牟宗三果不負所望，以西方現(xiàn)代邏輯和知識建構為基礎，相繼撰寫出《邏輯典范》(1941)、《認識心之批判》(1949年)、8《理則學》(1955年)、《現(xiàn)象與物自身》(1975年)、《名家與荀子》(1979年)9五部大著。這五部作品，可以看作是牟宗三邏輯學和認識論思想的核心。

除此以外，牟宗三譯注了維特根斯坦的《名理論》(后來學者一般譯作《邏輯哲學論》)。還先后撰寫了數(shù)十篇邏輯學論文，10影響較大的主要有：《矛盾與類型說》《邏輯與辯證邏輯》《略評金著邏輯》《論涵蘊》《覺知底因果說與知識底可能說》《邏輯實征論述評》《傳統(tǒng)邏輯與康德的范疇》《論純理》《aeio的四角關系》《關于邏輯的幾個問題》和《評述杜威的邏輯》等。

3邏輯是什么。

一般而言，“邏輯是什么”這一問題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邏輯學研究的對象是什么;二是邏輯與非邏輯的劃分標準是什么，邏輯學內部根據(jù)什么標準來分類;三是邏輯是一元，多元的，還是工具主義的;四是邏輯與哲學、數(shù)學、心理學、語言學等學科的關系。關于“邏輯是什么”，牟宗三在論著中有不少論及。這些觀點散見于他的著作和文章中，雖無集中論述，但卻涵蓋了上述問題的四個方面?？梢哉f，牟氏是我國現(xiàn)代學者中少有的較早深入系統(tǒng)地討論“邏輯是什么”這一邏輯哲學根本問題的人之一，11這在中國現(xiàn)代哲學史和邏輯史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下面我們從四個方面分別討論他關于“邏輯是什么”這一邏輯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

3.1邏輯學的研究對象。

牟宗三對邏輯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和看法，主要集中體現(xiàn)在《邏輯典范》和《理則學》兩部著作中。在《邏輯典范》中，他認為邏輯的研究對象，是“標準邏輯”，即經(jīng)典二值邏輯。他認為，“邏輯的對象是理性發(fā)展之理則，而無所逃之必是其必然性，二價系統(tǒng)最能肖似純理自己之發(fā)展，故二價系統(tǒng)是標準系統(tǒng)，足以代表邏輯自己”，“人類理性發(fā)展的理則只能是一而不能是二。這便是惟一的邏輯對象。表而出之，便是標準邏輯?！痹诤髞硭独韯t學》中，牟宗三的邏輯視界已經(jīng)開拓，思想理論也漸趨成熟，認為邏輯系統(tǒng)除了經(jīng)典邏輯以外，還包括真值蘊涵系統(tǒng)、代值學(即邏輯代數(shù))、三值邏輯及多值邏輯系統(tǒng)等。這一觀點在其后來所著《認識心之批判》中，也有所表明：“凡成文的邏輯系統(tǒng)皆顯示推理自己，顯示理性自己之展現(xiàn)，亦皆有一特殊結構模式，因皆有其邏輯句法之構造故。合起來是一個大系統(tǒng)之發(fā)展，分開來無一有絕對性，優(yōu)越性。”不難看出，牟氏對邏輯的研究對象的觀點至少包括以下三點：其一，邏輯的研究對象是理性的規(guī)則，并且這種理性的規(guī)則是邏輯研究的唯一對象;其二，邏輯的研究對象是一不是二更不是多，這個一即是“標準邏輯”，根據(jù)學界對“邏輯是一還是多”這一問題的不同看法來判斷，牟氏是嚴格的邏輯一元論者;其三，邏輯學的“理則”是命題間的必然關系。從邏輯研究推理這一處于主流地位的觀點來看，牟氏關于邏輯的研究對象的論點，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3.2區(qū)分邏輯、邏輯學、邏輯系統(tǒng)三者之不同。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許多學者對于邏輯、邏輯學、邏輯系統(tǒng)三者是含混使用，甚至在很多場合是同一個意思的。但牟宗三將三者予以疏分厘清。在邏輯和邏輯學的關系上，牟氏認為，邏輯在本質上是推理，而邏輯學講的則是研究推理本身之結構的學問。“邏輯全是普遍的，形式的，意義不定的命題函數(shù)間的必然的推演關系”，“邏輯學可定為研究‘推理自己之結構’之學”，“它不要牽涉著具體事物或真實世界而講”，這里講的“結構”即是“推理的形式”。可以看出，牟氏認為邏輯不等同于邏輯學，邏輯是推理，而邏輯學是研究推理自已。應當說，牟氏當時已經(jīng)認識到邏輯學是研究推理的形式有效性的。這個觀點在今天來看，亦不過時。在邏輯與邏輯系統(tǒng)的關系上，牟氏認為，“成文系統(tǒng)12之多既不礙邏輯是一，而在形式上又實可層層融組而為一，則即表示成文系統(tǒng)之多實不是隨意的多，其成也不是隨意約定的成”，“我們在本部里已經(jīng)介紹了三個系統(tǒng)，這三個系統(tǒng)都是縱貫的推演系統(tǒng)，而且都是形式化了的系統(tǒng)，所以我們也可以叫它們是些‘成文系統(tǒng)’。這些系統(tǒng)都是代表‘邏輯’”?？梢姡彩险J為邏輯系統(tǒng)與邏輯不同，他所言的“代表”邏輯，即是認為“邏輯系統(tǒng)”是邏輯的表現(xiàn)形式，形式化的邏輯系統(tǒng)不過是推理的“外化”或顯示的結果。這樣，牟宗三就把邏輯與邏輯系統(tǒng)分開來表述。區(qū)別開了邏輯和邏輯學，又區(qū)分了邏輯與邏輯系統(tǒng)，為何他在邏輯理論層次上不順理成章地走向“邏輯多元論”，而且堅守其邏輯一元的主張呢?我認為，牟宗三堅定其邏輯一元論信條，除了其對邏輯純粹理性的本質的不同理解這一原因外，更為重要的則是服務于其構建的哲學系統(tǒng)。這一潛在原因，在牟氏后期構建自己的“道德的形而上學”“兩層存有論”“智的直覺”“三統(tǒng)并建”的哲學體系中得以體現(xiàn)。在牟氏看來，邏輯與邏輯系統(tǒng)是“體”與“用”的關系;邏輯系統(tǒng)可以是多，但邏輯必須是一。如此，牟宗三的邏輯與形上學才得以統(tǒng)一。從上述考察可以看出，牟宗三討論了邏輯與邏輯學、邏輯系統(tǒng)之間的不同。邏輯是推理自己，邏輯學是對推理本身(即推理的形式構造)的研究，而每一個邏輯系統(tǒng)僅部分地(而非完備地)展示邏輯。不可否認，即便在今天看來，他對于邏輯、邏輯學、邏輯系統(tǒng)三者之間關系的細致區(qū)分，是有重要的理論意義的。

3.3邏輯系統(tǒng)形式化的三個階段。

牟宗三認為，邏輯系統(tǒng)共有“四大系統(tǒng)”：一是傳統(tǒng)邏輯，二是邏輯代數(shù)(代值學)，三是羅素的真值系統(tǒng)，四是路易士的嚴格蘊涵系統(tǒng)。而這“四大系統(tǒng)”可分為“三個階段”：“亞里士多德用符號把邏輯表示成一個系統(tǒng)，這是第一個階段。到萊布尼茲的邏輯代數(shù)又表示成一個系統(tǒng)，由此一轉便成羅素的系統(tǒng)，故此兩者可合在一起。若把萊布尼茲的邏輯代數(shù)當做一個過渡，而把其與羅素放在一起，而以羅素為代表，就是真值涵蘊系統(tǒng)，這是第二階段。到路易斯再提出嚴格涵蘊系統(tǒng)，這是第三階段。純粹邏輯發(fā)展到此第三階段算是完成了?！痹谀沧谌磥?，由于亞氏的傳統(tǒng)邏輯不能達到充分的形式化，萊布尼茨首先把亞氏的傳統(tǒng)邏輯中的“a、e、i、o”四種命題用初步的數(shù)學化、形式化的方法表示出來，這種表現(xiàn)形式就很有價值。并且，牟氏認識到，傳統(tǒng)的邏輯的三段論有些是有效的，有些是無效的，有些很細微的問題在老的講法里沒有接觸到，或是沒有充分地接觸到。這是因為，亞氏的傳統(tǒng)邏輯不能達到充分形式化的程度。到萊布尼茲以代數(shù)的方式表示，就可以實現(xiàn)初步的形式化。由邏輯代數(shù)進一步的轉型就是羅素的.數(shù)學原理中的真值蘊涵系統(tǒng)。但是，羅素的真值蘊涵系統(tǒng)也不是完美的，因有些邏輯真理它不能表示出來，所以路易士才提出了嚴格蘊涵系統(tǒng)。

很顯然，牟宗三從形式化的角度將邏輯系統(tǒng)分為亞氏傳統(tǒng)邏輯、萊布尼茲—羅素系統(tǒng)、路易士嚴格蘊涵系統(tǒng)三個發(fā)展階段，這種區(qū)分，是一種條縱向的線，這在當時有著相當重要的創(chuàng)發(fā)意義。牟氏一方面將四大邏輯系統(tǒng)理解為一個融貫的邏輯大系統(tǒng)，同時又從邏輯哲學的層面為邏輯系統(tǒng)提供了理性主義、先驗主義與嚴格主義的思想基礎，從而構建了他的邏輯哲學，表明了自己的邏輯觀：邏輯系統(tǒng)可以是多，但邏輯必須是一。牟宗三將邏輯系統(tǒng)作三個發(fā)展階段的劃分，但是他沒有涉及到，弗雷格(gottlobfrege，1848–1925)在1884年就建立起了一個初步自足的邏輯演算系統(tǒng);波蘭邏輯學家盧卡西維茨1920年在《論三值邏輯》中就提出了“真、假、可能”的三值邏輯系統(tǒng)假設;還有后來由于對經(jīng)典邏輯的批判，導致產生的其它的非經(jīng)典邏輯如模態(tài)邏輯、多值邏輯、直覺邏輯、弗協(xié)調邏輯、相干邏輯等，這些都是牟宗三沒有看到或是沒有論及的。

值得注意的是，著名數(shù)學家、邏輯學家哥德爾(kurtgdel)在1931年13就發(fā)表了著名的“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gdel’sincompletenesstheorem)，并引起數(shù)學、邏輯學、哲學界的危機與恐慌。這一點，牟宗三也未注意或是沒有論及。14不得不承認，這是牟氏邏輯學研究的一個缺憾。3.4邏輯學不同于辯證法邏輯學和辯證法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兩種最重要的認知方式，兩者作為logos的不同發(fā)展支向，共同“哺育”了人類文明。作為兩種完全異質的思維方式，二者之間一直上演著“恩怨情仇”，甚至多次出現(xiàn)一方要取代另一方的趨向?？梢哉f，在西方哲學兩千多年來的發(fā)展史上，邏輯學與辯證法之間的關系問題，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至今仍未完成。上世紀30年代，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我國學者許興凱、王特夫、邱瑞五、艾思奇等掀起一股以“辯證邏輯”為參考系對形式邏輯進行批評的熱潮，同時形式邏輯的擁護者也對其進行了反駁，這在哲學史和邏輯史上，稱為“辯證邏輯形式邏輯論戰(zhàn)”15，這場論戰(zhàn)持續(xù)了10年之久。其中，主張以“辯證邏輯”取代“形式邏輯”的觀點主要有三：一是形式邏輯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思維方法;二是形式邏輯不承認矛盾、聯(lián)系和發(fā)展，把事物視為孤立、靜止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三是形式邏輯相較于辯證邏輯，是一種低級的思維方法，是落后的思想武器。針對辯證邏輯的非難，國13其時，牟宗三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三年級，已經(jīng)開始了他的哲學、邏輯學歷程。14嚴格來講，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不僅牟宗三未注意哥德爾這個“不完全性定理”，當時的哲學家與邏輯學家包括金岳霖、張東蓀、張申府、沈有鼎、汪奠基等人均未在論著中談到。究其原因，恐怕是當時哥德爾所著《數(shù)學原理及有關系統(tǒng)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一書沒有譯介到中國，因此并未進入國內哲學界和邏輯學界的視野。但是，“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的提出是邏輯史和數(shù)學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值得關注。15這場“辯證邏輯形式邏輯論戰(zhàn)”，又叫“唯物辯證法論戰(zhàn)”，自1929年至1940年，當時國內許多哲學家和邏輯學家都參與了這場討論。具體可參閱周禮全主編詞典和郭橋有關梳理。內許多學者都作了積極的回應。牟宗三向外界發(fā)表對邏輯學的觀點和看法，最早就是始于1934年為回應“辯證邏輯形式邏輯論戰(zhàn)”16所撰《邏輯與辯證邏輯》一文。

他在《邏輯與辯證邏輯》中認為：質量互變、對立統(tǒng)一、否定之否定這三個法則“只是事實的律，是元學規(guī)則”，因此，辯證邏輯“只是解析世界的理論，不能成為一個邏輯”而“邏輯卻只有一個”，反對邏輯的那些話完全是無的放矢，風馬牛不相及的?？梢?，牟宗三是反對“作為哲學”的辯證邏輯來批判甚至“取代”形式邏輯的。以當時牟氏的學術功底和對辯證法、邏輯學的理解與體悟，他覺得辯證邏輯的支持者所講的“形式邏輯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是一種“孤立、靜止的思維方法”的論點是強詞奪理、站不住腳的，二者是有嚴格的學科界限的。牟宗三進一步明確了他對“邏輯是什么”這一問題的看法：“邏輯根本就是形式的、普遍的、必然的，而不是實質的、特殊的、實然的?！蹦沧谌笃趯q證法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其著作《理則學》附錄17，以及一些散見的論文。牟宗三認為，“至于辯證法，它既不是純邏輯，亦不是科學方法，而乃是形而上學中的方法，我們亦可以叫它是‘玄學的方法’(metaphysicalmethod，或methodofmetaphysics)。”并從三個方面闡明了他對辯證法的理解：一是辯證法是一種玄學方法，所以它必須牽涉“真實世界說”;二是辯證法中的基本概念只是：原始和諧、正反對立、對立的統(tǒng)一;三是辯證法的表現(xiàn)處一定是在知性領域以上，即超知性層。可以看出，牟宗三對辯證法的闡述，既表現(xiàn)出其受康德、黑格爾的影響，又賦于了辯證法以中國傳統(tǒng)辯證思維的哲學性格。這在后來他在比較和評析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古代的辯證思維時也有所體現(xiàn)。此外，牟宗三還對邏輯與代數(shù)符號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邏輯之為絕對為客觀絕不在符號與否，符號不過是表達的工具而已，亞里士多德也是用符號來表示。符號的不同不能區(qū)分了邏輯?！陛嫷膭澐忠约斑壿嫷臄?shù)學化、符號化這個思路加以深化。以至后來形成了牟氏的純理的邏輯一元論思想。

4對真理的認識。

對真理問題的看法，既是一個世界觀、認識論問題，更是一個邏輯哲學問題。我國近現(xiàn)代不少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如金岳霖、賀麟、熊十力、張岱年、馮契等)都曾專門討論過真理問題，當代學者在邏輯哲學論著中對真理問題也多有論述18?？梢哉f，真理問題是邏輯哲學的根本問題之一。這也是我把這一問題列入本文進行討論的原因。

4.1對真理的二分法主張。

牟宗三在多部著作中將真理區(qū)分為“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并且以此從哲學方法論上闡明自己對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之間區(qū)別的創(chuàng)見和體悟。牟宗三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談到：“大家首先要了解，真理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叫做外延的真理，一種叫做內容的真理。外延的真理大體是指科學的真理，如自然科學的真理或是數(shù)學的真理。”在《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中認為：“故由普遍性可以言會通，由特殊性可以言限制，多姿多彩，講個性。這兩方面都要同時保存。這種普遍性與科學真理的普遍性不同，它只能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xiàn)，而同時就為生命所限制，這兩句話不能同時成立而不相沖突。人生的奮斗就在這里，即所謂的為理想而奮斗，這樣人生才能上進，而實現(xiàn)價值，實現(xiàn)理想都由此出，故人生就是一個為理想奮斗的過程。這種真理要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xiàn)，又同時為個體生命所限制，即為表現(xiàn)真理的生命所限制，這種真理是什么真理呢?這種真理顯然與數(shù)學或科學的真理不同，故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真理。數(shù)學真理不需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xiàn)，只要通過研究者來研究，其他如科學的真理也是一樣，這種真理我們以專門名詞名之曰外延真理，這是羅素所使用的名詞。另一種真理如‘仁’、‘義’這種需通過生命來表現(xiàn)的真理稱為內容真理。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相對。我們一定要承認有這兩種真理?！蹦沧谌v的“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主要是受到維特根斯坦和羅素思想的啟沃，但同時也是對二人關于這一觀點的繼承和超越。“外延”與“內容”19是邏輯學最基本的概念。維氏首先將“外延”和“內容”運用到哲學的命題上，形成了“外延命題”與“內容命題”;羅素在維氏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認為科學知識的確立，需靠兩個原則：第一個是“外延性原則”，即命題可由其外延的范圍，也即是量來決定，不受主觀的影響。換言之，要靠這個“外延性原則”才會得到客觀知識，否則一切命題都是主觀的;第二個原則是“原子性原則”，即是說對象可以被分析或分解成若干部分，部分可獨立地、單獨地被了解。如每一個部分都要通過而且必須通過全體來了解，否則就不可理解，那么部分就不能獨立地被了解，這樣就無科學的真理。羅素提出“原子性原則”，目的是說明邏輯分析應用的范圍，由此才有他的邏輯原子論，為了說明科學知識這個原則是必要的。

4.2區(qū)分真理二分法的原因分析。

其一，牟宗三把真理分為“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是為了回應邏輯實證主義，牟氏同意邏輯實證主義通過嚴密的科學證實和檢驗，并且可以定量化的，可以得出真理。但更為重要的是，他不認為科學是唯一的真理，所以提出“內容真理”，并且認為這種真理是要通過個體生命來表現(xiàn)，又同時為個體生命所限制，即為表現(xiàn)真理的生命所限制的真理。比如“仁”這樣性質的真理就是“內容真理”，這種普遍的真理要通過生命來表現(xiàn)和體悟，這樣就有各種不同的分際，這種普遍性需在特殊性的限度中呈現(xiàn)出來，這樣“內容真理”的特殊性就出來了。而像“1+2=3”這樣的數(shù)學真理就是“外延真理”，這種性質的真理是普遍而無國界的，亦無古今中外之分。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里，儒、道、釋各家都普遍更為重視“德性之知”，輕視“見聞之知”，這里的“德性之知”就是“內容真理”，而“見聞之知”就是“外延真理”。

其二，牟宗三把真理二分為“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與其對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的理解與定性一脈相承：“智”的文化系統(tǒng)與“仁”的文化系統(tǒng)。即是說，牟氏認為西方文化與西方哲學更為重視“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構表現(xiàn)”，是“外延真理”;而中華文化傳統(tǒng)和東方哲學(甚至包括印度哲學等)更為重視“綜合的盡理之精神”(或者稱為直覺思維，也就是牟宗三所言的“智的直覺”)和“理性之運用表現(xiàn)”，是“內容__真理”。其三，牟宗三認為，西方文化和哲學是一種“智”的文化系統(tǒng)，追求的是“分解的盡理之精神”;而東方文化和哲學是一種“仁”的文化系統(tǒng)，崇尚“綜合的盡理之精神”。這種區(qū)分，是沿接康德“實踐理性”和“純粹理性”的分析方法。一方面指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沿著內圣外王的理性之運用的內容表現(xiàn)，強調人文精神和個人修為，追求“內容真理”;另一方面，又突出了西方文化的理性意義，使得西方沿著邏輯、數(shù)學和科學的理性架構，展開了對科學和理性等概念的外延表現(xiàn)，強調求真意識和科學精神，追求“外延真理”。

4.3真理二分法的意義。

此處我們且不論牟氏將中西文化理解為“仁”的文化系統(tǒng)與“智”的文化系統(tǒng)確當與否，僅就這種對具有普遍性的真理進行的二分法的主張作一分析與評價：

其一，牟宗三從哲學方法論的維度，指出二者在意義、性質上的分際與限度，表明了“內容真理”不可量化、外化、客觀化為“外延真理”，二者不可互為取代和混淆，同時探究了“內容真理”的主體性與“外延真理”的客觀性，揭示了兩種真理需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體悟、探求與證成。他認為，這兩種真理之間的區(qū)別，表現(xiàn)在中西方傳統(tǒng)文化方面，呈現(xiàn)出各自不同的特質。西方傳統(tǒng)文化，從一開始就把“智”引到認知的方向，以存在的“實在論”即“有”為開端，注重尋求“知物”;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關注的是完善生命的“仁”的內在價值，以生命的“生成性”即“無”為起始，注重尋求“悟道”。西方文化里的“知物”，是為了實現(xiàn)價值，滿足生命，是要用眼觀，所以西方哲學以人性與物性、主體與客體的分解析辯為基點。中國文化里的“悟道”，是為了完善人格，圓融生命，是要用心悟，所以中國哲學是以人性與物性、主體與客體的綜合融通為前提。這是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在本質上的基本分野所在，二者互為異質的理論特質與思維品格就是在對于“智”和“仁”的不同致思追尋中形成的。

其二，這種真理的“外延”與“內容”的二分，在實際上區(qū)分開了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毫無疑問，牟氏這種二分法是在同一個論域層面上，回應了邏輯實證主義一元的真理標準，是對真理標準的一次重新劃分和定位。其目的是通過真正理解和發(fā)現(xiàn)中國哲學的極具創(chuàng)造精神的思想性格、特質、個性及其對于人類社會與世界哲學的特殊價值和意義，切實地保__有與生成中國哲學獨立的自我人格。這樣一來，既肯定了中華文化與東方哲學，又最終探尋出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會通、互釋、融合之路。這對于繼承、宣發(fā)和闡揚中國哲學、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價值意義重大。

其三，在牟宗三的學思歷程中，一個主要的致思路向就是服膺、疏解與融攝康德的批判哲學，但在對“真理”的理解上，牟的觀點卻與黑格爾的觀點高度契合。黑格爾在對經(jīng)驗主義和形而上學進行分析與闡釋時，就把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作為兩種異質的知識類型進行區(qū)分。黑格爾認為，經(jīng)驗主義否認所有超越經(jīng)驗和感官的事物，認為思維僅有抽象的概念和形式上的同一性與普遍性的能力。經(jīng)驗主義的本質就是科學對真理和知識的理解，形而上學與經(jīng)驗主義的區(qū)別就是哲學與科學的區(qū)別。這里，黑格爾對“經(jīng)驗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區(qū)分，其實質就是對科學真理和哲學真理的區(qū)分。從黑格爾對知識體系的不同劃分標準，我們可以看出，科學真理與哲學真理、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科學思維與哲學思維，它們作為人類不同的知識體系是真實地存在的。前述牟宗三對真理區(qū)分為“外延真理”和“內容真理”的二分表述，正是與黑格爾的觀點表現(xiàn)出驚人的一致。究竟是牟宗三受到黑格爾的影響，還是二人在思維上的巧合與暗契，關于這一點，在牟氏的論著和“牟門弟子”的回憶錄(包括紀念文章)中，我們也無從得到直接的佐證。

其四，這種對真理的“外延”與“內容”二分的認識，直接的結果是，使得牟宗三從對“外延真理”的追求轉向對“內容真理”的體悟。這個轉向在牟氏的學思歷程中非常重要，標志著他從邏輯學、認識論、西方哲學向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尤其是儒學)的復歸，從而“一躍”轉向對中華哲學之慧命的疏通與抉發(fā)，并以此來構建起自己“良知自我坎陷”“道德的形上學”“三統(tǒng)并建”的哲學體系。

5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

“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的這一問題，不僅是一個邏輯史問題，更是一個邏輯哲學問題。原因在于，如果對“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這一問題持否定態(tài)度，那么，中國邏輯史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嚴重質疑，而作為邏輯學學科門類下的二級學科——中國邏輯史的學科根基和研究方向也就不復存在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問題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一個邏輯哲學問題。這也是我把它納入本文討論的原因。

5.1對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的看法。

牟宗三多次在論著中談到中國古代有無邏輯學的問題，并分析其原因。例如他在《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中談道：“名理是邏輯，中國是不行的，先秦名家并沒有把邏輯發(fā)展到學問的階段。至于數(shù)學、科學也不行，故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缺陷在邏輯、數(shù)學與科學。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在。我們并沒有發(fā)展出來，有就有，無就無，故不要瞎比附?！痹凇吨袊軐W十九講》中，他認為，“邏輯是講推理本身之結構的學問，討論的是推理自己(inferenceitself),而不是關于任何內容、對象的推理。亞氏的三段論法講的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結構，這就是邏輯本身的呈現(xiàn)。中國名家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惠施、公孫龍都不是講邏輯本身的，雖由此可進而達到邏輯本身，但仍只算名學的初步預備工作。就是這個名學的初步預備工作，也沒能維持、發(fā)展下去，這是很可惜的。”

分析以上例舉，不難看出，牟宗三是持“中國古代有邏輯的某些思想，但無關于邏輯的學問”觀點的。他認為惠施、公孫龍等名家是在講“邏輯”，但不是在講“邏輯本身”，只是“名學的初步階段”;他講的“沒有發(fā)展到學問的階段”，是沒有發(fā)展到“邏輯學”的階段。那么，牟氏認為“中國古代無邏輯學”的持論與理據(jù)來自何處?我認為，來自其邏輯一元論的邏輯觀。這種觀點的得出，與前文所講的牟氏細致區(qū)分“邏輯與邏輯學、邏輯系統(tǒng)”的論述是一致的，亦即與其所講“邏輯是推理自己，邏輯學則是研究推理自己”也是一致的。就是說，牟氏認可先秦名家確實進行了推理，但是未研究推理的學問、推理的形式，因此認為名家沒有“發(fā)展到學問的階段”。概言之，牟宗三認為先秦名家討論了推理，中國古代確實有某些具體的推理活動，但是沒有邏輯學，當然也沒有邏輯系統(tǒng)。

5.2產生這種看法的原因分析。

一般認為，牟宗三是海外第二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0，常理來講，牟宗三應是以弘揚中華文化之大統(tǒng)(尤其是儒學傳統(tǒng))為己任的;抑或說，作為新儒家的牟宗三至少不是一位“文化虛無主義”或者“歷史虛無主義”者，但何以卻固守中國古代“未開出邏輯學”的觀點呢?下面我們稍作分析。20臺港學界一般把熊十力的三大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稱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這一觀點也一般為大陸學者所認同。但也有學者認為張君勱、錢穆等既是第一代，又是__其一、牟宗三在指出中國古代在邏輯、科學、數(shù)學等方面的缺失的同時，還闡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以“開不出邏輯學”的原因。他認為，這一缺失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是“仁的文化系統(tǒng)”，而西方文化是“智的文化系統(tǒng)”，并且中國文化中“智未從仁中獨立地彰著出”。牟氏認為，“智”應當獨立“仁”，屬于“智”的范疇的邏輯學的價值也應當是中立的，一旦從屬于政治或者道德價值，必然會從內部自我解構。他把中國文化定位為“仁的文化系統(tǒng)”，并不意味著就認為中國文化里對“智”完全的缺乏，只是認為相對于“仁”而言，“智”缺乏必要的“獨立性”，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成為“仁”的附庸。例如，他在《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中談到，作為“智”的中國古代科學是“不十分高明的科學”，沒有達到“學之成學”(即沒有“獨立性”)意義上的科學。([31]，第86頁)他認為，“在中國文化生命里，惟在顯德性之仁學。固一方從未單提出智而考論之，而一方亦無這些形式條件諸概念。同時一方既未出現(xiàn)邏輯數(shù)學與科學，一方亦無西方哲學中的知識論。此環(huán)之缺少，實是中國文化生命發(fā)展中的一大憾事。”

其二，牟氏所言西方文化的“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和“理性之架構表現(xiàn)”，就是康德所謂“純粹理性”;而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哲學傳統(tǒng)更為重視的“綜合的盡理之精神”和“理性之運用表現(xiàn)”，就是康德所謂“實踐理性”。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不缺乏“實踐理性”，但是缺乏“純粹理性”這重要的一環(huán)，這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開不出邏輯學”的重要原因。

其三，在牟宗三看來，中國以“仁”為核心的文化系統(tǒng)與西方以“智”為核心的文化系統(tǒng)反映在思維方式上，就是中國傳統(tǒng)思維方式以綜合、直覺和實用(實踐)為主，而西方的思維方式以理性、演繹和分解(分析)為主。這種思維方式下，中國文化自然就“開不出邏輯學”來。

其四，在牟宗三看來，中華文化關心的是“生命”，西方文化關注的“自然”或“外在的現(xiàn)象”，并且認為“邏輯、數(shù)學、科學、歸納法，這都是‘知性’中的事”，四者是同步出現(xiàn)的，是一種“理性之架構表現(xiàn)”，而中華文化正是缺乏這種“理性之架構表現(xiàn)”“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也就是說，牟氏認為中國古代未開出“邏輯學”，是因為中國“仁的文化系統(tǒng)”重點是關注“生命”，而缺乏對“自然”

5.3對此種認識的評價。

牟宗三對中國古代名家和名辯學的觀點和看法，我們可以從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來進行評價。積極的方面：牟氏本意是好的，是在為中國名學和中國哲學鳴不平，闡明中國和西方文化傳統(tǒng)之不同，認為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既然謂之傳統(tǒng)，就無優(yōu)劣高下之分。中西文化，“一個是屬于生命的學問，一個是屬于知識的學問”。儒釋道三家所對應的性理、空理、玄理是中國哲學與文化傳統(tǒng)中處于核心的智慧方向所在，這三者都是關涉道德方面的，是屬于生命的學問，故中國文化一開始就重視生命。而性理、空理、玄理也都是為調護潤澤生命，為了生命往“上提”而開出的。消極的方面：其一，牟宗三的這種觀點，基本上是借用西方邏輯(主要是經(jīng)典邏輯)的觀點、理論結構、思維方法和價值取向來規(guī)范、審視和衡定中國名學。這樣的認識難免不知覺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其二，牟宗三是嚴格的邏輯一元論者，在今天看來，這種觀點是一種以西方邏輯為范本，來裁定中國名辯學的做法，同時也是沿襲梁啟超“據(jù)西釋中”、“以歐西新理比附中國舊學”的“比附”的研究范式;其三，牟宗三所謂有無“邏輯學”，是以其邏輯一元論的現(xiàn)代經(jīng)典邏輯的視角來看中國名辯學和印度因明。那么，我們換一個角度，用中國名辯學的觀點來審視西方邏輯和因明，也可以得出另外一個謬論：西方和印度“沒有名辯學”。顯然，這樣做是沒有將西方邏輯、印度因明與中國名辯學納入同一個參考系來進行考察。

我們贊同的觀點：中國古代有邏輯學，只是與西方邏輯的表現(xiàn)方式不同。關于中國邏輯史的研究方法，我們贊同相對于“梁啟超范式”的“張東蓀范式”。張東蓀與牟宗三同時代，但他的觀點顯然不同于牟氏。張東蓀認為，邏輯是由文化的需要逼出來的，邏輯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的邏輯，西方邏輯不是唯一的邏輯。近年來，這種對中國邏輯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化范式”，經(jīng)崔清田和鞠實兒二人的沿接，呈現(xiàn)出新的面貌。崔清田指出：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會產生不同的邏輯?！懊麑W”和“辯學”與西方邏輯有明顯的差別，要用“歷史分析”和“文化詮釋”的方法來認識中國名辯學。“歷史分析”是把邏輯傳統(tǒng)置于其產生和發(fā)展的歷史背景中，具體分析時代的社會問題及學派代表人物的追求;“文化詮釋”則是把西方邏輯、印度因明和中國名辯學視為三者相應文化的組成部分，參照其產生時的哲學、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情況，對不同的邏輯傳統(tǒng)進行論證__與解釋。鞠實兒在系列文章中證明了“廣義論證的邏輯學”概念和“邏輯的文化相對性”：邏輯就是廣義論證的規(guī)則集合，“無論在元理論還是在對象理論層面上，無論從描述還是從規(guī)范的角度看，邏輯均相對于文化”，邏輯存在的合理性相對于它所隸屬的文化，不存在超越文化差別的普遍合理的邏輯。我們認為，在中國邏輯研究的過程中，這種發(fā)端于近代學者張東蓀，經(jīng)崔清田明確提出和著力強調，到鞠實兒把廣義論證的觀念引入并做了合理性論證的“文化范式”研究，目前已經(jīng)成為有重要影響的一種研究樣式和思路，是我們今后一個時期中國邏輯研究的趨勢和重點。

6簡單結語。

牟宗三認為，理性是人的稟賦，而人因為有理性才得以進行自覺地思維。這種理性的心靈可以分別二用為道德心和認識心。其中認識心的本質是邏輯的，因此也可以稱為“邏輯心”，邏輯心是純粹的知性和一般而言的純粹理性(即純理)。純理是邏輯的主體和根源。邏輯是屬于理性的，而理性也為邏輯所伴隨。換言之，沒有邏輯不是理性的，也沒有理性不是邏輯的。在牟氏看來，由于純粹理性在其展現(xiàn)中透過一個推理過程來圓滿它自己，這個展現(xiàn)的過程也就是推理的過程。依牟宗三之意，理性是邏輯的根源。

因此，在其表述對邏輯學是什么、邏輯的研究對象、何為真理、邏輯不同于辯證法等邏輯哲學問題的觀點和主張時，均是沿接康德哲學的精神路向，對邏輯的根本問題作了理性主義和先驗主義的解釋，從而在其邏輯哲學問題上重開了“邏輯之門”，也就為自己“重開了哲學之門”。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性之維是理解和進入牟氏獨具創(chuàng)發(fā)精神的邏輯哲學思想的關鍵所在。

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篇二

葛蘭西是較早對大眾文化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人的全面異化是大眾文化流行的社會、文化、心理根源;而由于意大利法西斯統(tǒng)治導致意大利作家和藝術家嚴重脫離人民群眾是大眾文化產生的社會政治根源.葛蘭西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超越了精英主義全盤否定和平民主義的全盤接受思想,辯證地分析了大眾文化對無產階級奪取文化霸權的.重要作用.其大眾文化思想對后來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英美文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有寶貴的啟迪.

作者：尹慶紅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廣西,桂林,541004刊名：哈爾濱學院學報英文刊名：journalofharbinuniversity年，卷(期)：25(7)分類號：b83-0:c912.4關鍵詞：葛蘭西大眾文化文化研究文化

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篇三

摘要：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屢經(jīng)生死劫難，知永歷小朝廷無可作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負，于出仕與歸隱的兩難抉擇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頭。當清軍攻克廣西平樂，定要捕獲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s發(fā)披緇而出，以免無辜，此或為權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帥威逼利誘，清帥只得聽任其為僧，至此最終皈依佛門。逃禪是其必然的選擇，精神得以徹底解脫。雖然身在佛門，但他表現(xiàn)出內儒外釋的思想和行為。其生平經(jīng)歷反映易代之際明遺民的民族氣節(jié)、苦難歷程和精神操守，頗具典型意義。

關鍵詞：方以智；遺民；出仕；歸隱；逃禪。

關于方以智之逃禪，見諸史傳或相關介紹文字，于其出家之時間、地點、情境之記載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以致訛誤頻傳。如《明遺民錄》其小傳寫道：“……隆武帝召之，未赴。永歷時，以翰林學士知經(jīng)筵，尋命入閣。以智知不可為，乃為僧去，號‘無可’，最后，自號曰‘浮山愚者’。清兵嘗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則生，否則死。袍服在左，白刃在右?！宿o左而受右。清帥起謝之，為之解縛，聽其以僧終。乃披緇詣天界，事z公?！保?］這段文字言其不仕于永歷小朝廷，故而削發(fā)為僧以避世，至其后被清兵抓獲，不易其服，以僧而終。然此與方以智為僧之實情有所出入。

又如《文學遺產》曾刊發(fā)一則短文《明遺民多逃于僧》其中寫道：“明清之交，遺民多逃于僧，其最著者則方以智名弘智，人稱藥地和尚，屈大均名一靈，錢澄之名幻光，又號西江半衲，金堡名今釋，字澹歸，周容名釋茂三。五人后皆還俗?！粍t當時逃遁于釋門者甚眾也?！保?］該文指出此種現(xiàn)象，符合史實，然斷言“五人后皆還俗”，筆者姑且不論所舉其他四人是否還俗，但若言方以智“還俗”，顯然大謬。

今所見介紹方以智的文章，或言其明亡后即為僧，或泛泛而談其被清兵抓獲后拒絕降清，被迫削發(fā)為僧，然實情究竟如何？筆者遂加以探察，以考其實，并略加思考特定歷史情境下，方以智不得不為僧的矛盾心理和必然選擇。其之為僧，似是徹底擺脫了俗世塵務的桎梏，精神枷鎖得以解脫，其后專心著述，潛修佛學，但事實上，其內心依然難解儒家思想的羈絆，故而雜糅儒釋道三教，融通合一，歸之于《易》，藉此試圖化解內心的困惑與矛盾。

一、方以智逃禪之實情。

對方以智相知最深的莫過于錢澄之，他晚年為方以智妻潘翟七十大壽寫有《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3］文中就曾追憶了當年方以智的艱難處境與被迫為僧的經(jīng)過。

清順治三年（1646）十月，桂王朱由榔監(jiān)國于肇慶，旋即帝位，是為永歷，方以智以推戴之功，擢少詹事，但不久因與司禮內監(jiān)王坤不合而棄官。其后隨永歷駕幸梧州、桂林，已然洞察時局，知其難有作為，此后屢詔不起，十次堅辭東閣大學士之職。方以智于永歷朝供職不足三月。他雖有匡扶明社稷之志，欲挽狂瀾于既倒，終究難遂其志，于“歸不可，出不可”的兩難境遇中，即已萌生出家之心。其實他的內心極其矛盾，嘗曰：“吾歸則負君，出則負親，吾其緇乎？”［4］在出仕與歸隱、事君與事親的多重矛盾糾結中，難以尋求解決的良策。儒家宣揚“窮則獨善其身”之說成為士人保全自身的信條，但遭逢易代之際亂世之時，何談獨善其身？所以他心中萌生出家之念，正是此種情勢逼迫使然。但有此想法并不意味著會立即采取行動，尚需某種外在因素的作用才得以最終實現(xiàn)――縱使是被迫的接受，而這種外力即來自于他在平樂被清軍捕獲。

如果說，當初以智有此出家的想法，并未付諸實際的行動，而此次s發(fā)披緇面見清帥，也可以認為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尋求自保，且以免親人朋友無辜受牽連，但隨之而來的允其“為僧”，則迫使他不得不真的出家，徹底斷絕塵緣俗念，所以錢澄之說他“然公自此真為僧矣”，他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我們也可以說，方以智至此方才獲得了身心痛苦的真正解脫，他于明亡后顛沛流離、居無定所、心神難安的'境遇總算結束。

二、方以智逃禪之必然選擇。

上文于方以智出家為僧之經(jīng)過考述已然清楚。在明亡至其最終逃禪的六年多時間里，方以智經(jīng)歷了幾番生與死的劫難，遭逢被執(zhí)、被誣、逃亡、短期出仕、避世不出、被逮而被迫出家的種種際遇。這種極具戲劇性的充滿兇險復雜多變的人生變化，對于一個江南望族的貴胄子弟，且身為故明臣子，其感受應是相當沉痛的。他在《寄張爾公書》信中寫道：“嗟乎！數(shù)年之間，國統(tǒng)三絕，行在五遷，而暫一甘刑戮，兩棄妻孥，又萬死中被奸仇之鋒，極難時遭奴仆之叛，命不謂苦乎！知者謂智北都應刃而死，不污偽職；天雷題詩于壁，自拒囗使，以方汲郡之封刀不應，劉宣之抱經(jīng)林藪，然古人更有苦于今日者，苦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齊，又何道哉！”［9］對自己這一時期的苦難歷程向友人傾訴，悲憤之情溢于言表。

于此易代之際，方以智面臨有多種選擇：或殉節(jié)、或歸隱、或出仕、或降清、或逃禪，等等，但是，最終惟有逃禪成為他的必然的選擇。今稍加探究，于梳理其思想發(fā)展演變及精神氣節(jié)操守大有裨益。

1.方以智于甲申之變時，聞崇禎自盡，曾打算投井殉節(jié)，然未果。

計六奇于《明季北略》就記載道：“（方以智）聞變，走出，遇蘇人陳伯明，倉卒通名，相與嘆泣。潛走祿米倉后夾巷，見草房側有大井，意欲下投，適擔水者數(shù)人至，不果?！保?0］他與陳伯明準備投井殉難，只是有人來擔水，未能遂愿。清鄒漪《魏庶常傳》也有相類文字：“而賊薄城下，三日城陷，公出遇陳名夏、吳爾塤、方以智于金水橋且曰：‘我儕圖一死，所以報先帝。’公曰：‘死易爾！愿事有可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輕一擲也?！保?1］此兩則文獻記載雖細節(jié)有異，但足以證實方以智于城破、崇禎帝自盡時曾打算以死殉節(jié)，報答先帝的。只是他后來在魏學濂的勸說下放棄了毫無意義的自殺殉君殉國的念頭，希望于亂世之際能匡扶社稷有所作為。廷絕望，堅辭出仕；歸隱山林不得，退居故鄉(xiāng)亦行不通。

地絕望了。

他也曾想過歸隱山林以避世，或退居故鄉(xiāng)，但此路也行不通。他跟錢澄之即言及：“吾歸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親，其緇乎？”《清史稿》其本傳亦寫道：“吾歸則負君，出則負親，吾其緇乎？”面對永歷帝再三征召，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等職，他內心十分矛盾。身為故明臣子，他理當事君盡忠，但現(xiàn)實是殘酷的，無情地粉碎了他的夢想，知道永歷無可作為，明白自己終將無法施展政治抱負。他明了“出不可”且更清楚“歸”亦不可，這種或出或歸、“負君”“負親”的兩難抉擇讓他備受痛苦的煎熬。其時永歷帝困于西南一隅，清兵正橫掃全國，迅速消滅各地反抗勢力，永歷帝的滅亡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故鄉(xiāng)桐城早已是大清的版圖，方以智想要回到故鄉(xiāng)隱居顯然已非易事。

3.方以智被清軍捕獲后，堅持民族氣節(jié)，拒不降清，不做投降派。

1650年，清軍攻占廣西平樂后，極力搜尋方以智，必欲得之。當他被清兵抓獲，主帥馬蛟麟反復逼其降服并以死威脅時，他坦然趨向屠刀，寧可選擇死亡，拒不仕清，清帥只得聽任他為僧。方以智之所以有如此舉動，我們可以看他此前流離沅州時所寫《俟命論》一文就明了個中緣由：“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則名教所惡。圣人峻其防，則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無二?！闭蔷売凇爸页疾皇露钡男拍罴ぐl(fā)著他不懼死亡，做故明的“忠臣”。于此情境中，方以智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削發(fā)為僧，保全自身，又不仕清，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氣節(jié)，且又不辱沒先祖及家族門第?；蛟S出家并非因為勘破紅塵，但現(xiàn)實危境中不得不然的選擇，促成他人生最后的歸宿。

4.逃禪是方以智迫不得已的選擇，也是必然的選擇，更是他人生痛苦的解脫。其實，逃禪何嘗不也是一種反抗，一種絕不仕清的堅決的抗爭。方以智被供養(yǎng)于梧州城東云蓋寺，兩年后在施閏章的幫助下回到故鄉(xiāng)，其后一再拒絕清廷征召，立意更為堅定，不做兩節(jié)人。

順治十年（1653）春，清朝官吏兩度逼迫方以智出仕，他因此奔至南京，師事曹洞宗覺浪道盛大師，圓具天界寺。方中通《陪詩》卷一《迎親集?癸巳春省親竹關》寫道：“操撫李公，迎老父入皖，贈以袍帽。老父斥之，直奔天界。時杖人翁主天界法席也。三省馬公又欲特薦，屬父執(zhí)劉阮仙趨行。杖人翁云：‘拉得去是你手段，站得定是他腳根。’借以得免。老父于天界圓具后，閉關高座寺看竹軒。”

覺浪是當時佛教曹洞宗的前輩，曾因文字中稱朱元璋為“太祖高皇帝”而被清廷逮縶，后查明此系其明亡前所作，遂予以釋放。他對方以智晚年思想與活動均產生較大影響。覺浪的另一門徒嘯峰大然即崇禎末年與以智父親方孔萃系刑部大獄的御史倪嘉慶。方以智誓不出仕，閉關高座寺看竹軒潛修，“數(shù)年，兼解性命之源”［12］?？滴跞辏?664）底，方以智應廬陵知縣于藻（友人于奕正之子）、倪震（笑峰大然倪嘉慶之子）等人之請，為了覺浪興復曹洞宗風之愿，主青原法席，理佛參禪。

方以智為僧，是其一生重大的轉折點。從入世到出世，由儒而釋，人生境遇發(fā)生了巨大改變，于其影響至深。但考察其此后之思想及舉動，我們可以斷言，他并非由此就完全超脫于紅塵之外，了卻俗世塵緣。尤其是他在對待侍養(yǎng)老親上，心中時刻牽掛老父，遂有歸家侍親之舉、父逝破關奔喪之為，依然以儒家思想行事。他內舉儒學，外修禪功，雜糅儒釋道融通合一，歸之于《易》，體現(xiàn)出思想的復雜性。

方以智于1650年十一月被迫出家為僧，入住廣西梧州云蓋寺，但他還是塵緣未了，惦記著家中老父。是年冬作《辛卯梧州自祭文》：“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無可道人幸可以忘此。此年來感天地之大恩，痛自洗刮者也。獨眷眷者，白發(fā)望之久矣，尚未得伏膝下?！茨苊馑踪庥诤跎叙嫛！毖宰约咨曛兒?，即已心如死灰，所眷眷者，惟故鄉(xiāng)老親而已。他在梧州云蓋寺居住了兩年后，施閏章奉使粵西，在施的幫助下，以智得以北返至廬山。是年冬，方中德、方中通至廬山迎歸家鄉(xiāng)，以智于白鹿山莊見到老父，祖孫三代團聚，百感交集，涕泗縱橫。他在《象環(huán)寤記》中說：“以祗支（袈裟，表示為僧）為退路，即為歸路?！彼疄樯?，于今得以回鄉(xiāng)，了卻思親之苦，即是“歸路”。

當然，于其返家之舉，世俗或有非議，就連其好友陳貞慧亦曾不解。侯方域在《與方密之書。

》中寫道：“（密之）今已為僧，止于高座寺。仆乃大喜相見之有期。密之雖還，而得其所也。往在沉輳陳子定生私下問仆曰：‘密之之還，何也？’曰：‘密之無兄無弟，老父六十余，在堂雖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養(yǎng)。密之之還，宜也。不然，密之讀書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豈患無溝壑足了此身，而必戀戀故土哉！’”［13］侯方域可謂方氏知音，此言道出了方氏的心理話。方以智自己曾解釋道：“不肖少讀明善先生之訓，子孫不得事芻，然中丞公白發(fā)在堂，{為之枯，十年轉側苗峒，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知必不免，以祗支為避路，即為歸路。茍得所歸，正所以奉明善先生之訓也?！保?4］他之所以返回故里就是要為老父盡孝，恪守家訓，遵從儒家倫理而已。

順治十二年（1655）秋，方孔萑ナ潰方以智痛哀不已，隨即破關奔喪桐城。營葬父柩于東鄉(xiāng)合明山，按照儒家倫理，“衰成服，受吊如儀”，而且欒廬墓側，名之曰“不擇地”，守孝三年。這都說明他雖皈依佛門，但在思想上還是以一個“儒者”自守。

此前一年秋，錢澄之見訪，向他言及明朝故中官所告知的崇禎帝感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方以智聽罷“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時距明亡已過十年之久，他聞知此事，頓時感恩拜伏，涕淚縱橫，心中仍然感念崇禎帝的恩德，可見其心中依舊懷有深深的故明情結。雖身在方外，但那份潛存內心深處的家園故國情懷并非輕易就能徹底拋卻。

（1668），方以智年58歲，決定回故鄉(xiāng)終老，其子于桐城動工興修報親庵，欲迎老父歸養(yǎng)。次年春，桐城方氏報親庵落成，以待其返鄉(xiāng)。方以智遣僧徒先至浮山經(jīng)營，以作準備。但不久粵難發(fā)作，方以智被逮押解廣東，行至江西萬安病逝。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再也沒有踏上故土。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后肉身最終得以安葬故鄉(xiāng)，終于歸根，也算是實現(xiàn)了他的愿望。

四、結語。

清朝入鼎中原，時代巨變，“天地遂崩裂”，對明人的打擊極其沉重，士大夫們都面臨著人生的重大抉擇，是堅守民族氣節(jié)，拒絕仕清，甘做遺民終老，抑或重新出仕，侍奉新朝，的確是一個考驗?！兑?系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保ā吨芤渍x》）那些有氣節(jié)的士人，于此易代之際，或甘做遺民，歸隱山野；或削發(fā)為僧，遁跡佛門，超脫于塵世之外，應是一種非常無奈卻又是最好的選擇。

清代江陰人陳鼎就注意到明季遺臣大多出家為僧的現(xiàn)象，他說：“明季遺臣，類多為僧。……以視夫忝事新朝，歌功頌德者，益不可同日而語，而晚明文學之風，亦可于此略見矣?！保?6］他由衷欽佩那些富有民族氣節(jié)之士。當然，他們在進退失據(jù)的境遇中惟有皈依佛門，或許才能解脫俗世的糾葛，更生一層絕世的意味，去深切體悟國亡之后四大皆空的真諦。

明清易代，士大夫多逃禪，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值得探究。方以智為僧是在特定情勢逼迫下必然的選擇，有其特殊性，但他皈依佛門，方得解脫身心的痛苦折磨，亦是值得深思的話題。縱觀其一生，其青年時代乃一介貴公子，過著風流倜儻狂放不羈的生活；中年得志，科第成名，供奉檢討，講學東宮，達到他人生的頂峰；但隨之遭遇甲申之變，歷經(jīng)生死劫難，一度短暫入仕永歷小朝廷，旋之避世求隱；其后被清軍逮獲，不得不皈依佛門，潛心著述，闡揚佛法；最終因粵難發(fā)作而逝，未能善終。

參考文獻：

［1］孫靜庵：《明遺民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頁。

［2］金陵生：《明遺民多逃于僧》，《文學遺產》第五期。

［3］錢澄之：《田間文集》卷十九，黃山書社版。

［4］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七遺逸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

［5］錢澄之：《藏山閣集》卷十三，黃山書社版，第318頁。

［6］錢澄之：《所知錄》，黃山書社版，第127頁。

［7］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卷六，黃山書社1990年版。

［8］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編》卷一，康熙此藏軒刻本。

［9］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康熙此藏軒刻本。

［10］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85頁。

［11］鄒漪：《啟禎野乘一集》卷十二《魏庶常傳》，明崇禎刻、清康熙重修本。

［12］謝正光、范金民：《明遺民錄匯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13］侯方域：《壯懷堂文集?遺稿》，《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06冊。

［14］方以智：《東西均》附錄《象環(huán)寤記》，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56頁。

［15］陳維崧：《陳迦陵文集》卷一，四部叢刊本。

［16］陳鼎：《留溪外傳》十八卷，清鈔本。

(編校：依人)。

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篇四

摘要：《東西均》是方以智的哲學代表作，形成了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并具有完整性、集大成傾向和鮮明的經(jīng)世色彩?！稏|西均》代表著方以智哲學思想的最高成就，是對中國古代哲學的高度總結，對中國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百科全書”式的大思想家，他不僅精于各種“質測”之學，更是一位曾被歷史一時埋沒的大哲學家。成書于清順治九年、南明永利六年(1652)的《東西均》，凡28篇10萬文字，是方以智思想成熟時期的一部重要的“通幾”之作。《東西均》“博采三教，烹庖百子，用典晦澀，陳義玄奧”[1]，系統(tǒng)表達了方以智的哲學思想?！稏|西均》哲學思想有著鮮明的特征，在中國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東西均》哲學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完整的邏輯體系。

方以智不是一個專門的哲學家，沒有像黑格爾那樣有意識地建立龐大而精密的哲學思想體系。他只是有感于當時人們拘泥于儒釋道各家學說之“小均”、“獨均”，而期望雜糅百家，明證“全均”之所在。

但方以智無意間卻完成了建立哲學思想體系的任務?！稏|西均》內容既涉及本體論，也論及認識論;既有作者獨到的世界觀，也試圖給世人提供應對世界的根本方法。侯外廬先生早年在論及《東西均》一書時，明確指出：“它是一部集中的、有體系的哲學著作?！盵2]《東西均·所以》篇專門正面論述了世界的本原問題。在早期，方以智是一位典型的氣論擁護者。

但在《東西均·所以》中，方以智認為，心也，氣也，理也，皆非世界的本原，“名殊而實本一”，它們的背后有一個共同的“所以”。心有所以心，氣有所以氣，理有所以理，“所以心”，“所以氣”，“所以理”，方是世界的唯一究竟。而“所以者，先天地萬物，后天地萬物，而與天地萬物煙熅(氤氳)不分者也”(《東西均·所以》)，“所以”看不到，摸不著，但創(chuàng)生天地萬物，存在于天地萬物之中，處處寓存，永不滅息。

方以智用“盡天地古今皆二”和“公因即在反因中”來描述世界的狀態(tài)。方以智積極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哲學矛盾觀，提出了“盡天地古今皆二”的命題，深刻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觀性。在《東西均·開章》中，方以智說明了“東”、“西”的含義，“古呼物為東西，至今猶然。……道亦物也，物亦道也”。

《東西均》28篇中，大部分篇名都是以“對待”形式出現(xiàn)的，本身都包含著作者賦予的“一分為二”的深刻思想。在揭示了“盡天地古今皆二”后，方以智又認為萬物在“二”的基礎上同時實現(xiàn)新的統(tǒng)一。方以智解釋“東”、“西”含義的同時，對“均”也進行了說明：“均者，造瓦之具，旋轉者也”;“均固合形、聲兩端之物也”?！熬敝浮靶D的陶鈞，也是指調節(jié)編鐘大小清濁的器具均鐘，所以，‘均’有統(tǒng)一兩端而運轉的意思。方以智《東西均》的標題，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對問題的.解答，即表示此書主旨在論述物質內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統(tǒng)一而產生的運動。”[2]方以智用“公因即在反因中”來闡釋事物發(fā)展的原因?！罢颉笔鞘挛锇l(fā)展的正面原因，即有利條件;“反因”是事物因“對待”而產生的原因，即不利條件或反面原因?！罢颉币子诶斫?，但“反因”卻是更為深刻的原因，“天地間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極相反”，“千萬盡于奇偶，對待圓于流行(對待以其相因而圓融)”(《東西均·反因》)。方以智認為不論是自然現(xiàn)象，還是社會人事，都存在著這樣的普遍規(guī)則。因此，事物發(fā)展的終極原因(即“公因”)存在于“反因”之中。

方以智在揭示了世界狀態(tài)的同時，在《東西均》中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應對世界的基本方法：“舉一明三”。方以智認為，事物“一分為二”，我們認識世界和應對世界的關鍵，就是在“二”的基礎上如何實現(xiàn)新的“一”。這個新的“一”，不是原來的“一”，而是“三”，“大一分天地，奇生偶而兩中參”，“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方以智將這種“舉一明三”的方法應用于認識領域，提出了“隨”、“泯”、“統(tǒng)”的觀點。“明天地而立一切法，貴使人隨;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貴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統(tǒng)一切法，貴使人貫?！?《東西均·三征》)“隨”、“泯”、“統(tǒng)”是應對世界的三種基本方法?！半S”是“明天地而立一切法”，即闡明世界萬物的實有和存在，明確事物的特殊規(guī)定性;“泯”是“暗天地而泯一切法”，即通過對事物的現(xiàn)象性的認識，消解客觀事物特殊性和差別性的存在;“統(tǒng)”是“合天地而統(tǒng)一切法”，就是在“隨”和“泯”的基礎上，“合明暗”，否定事物的差別和對立，實現(xiàn)對事物的更新層次的認識。

(二)突出的集大成傾向。

方以智認為：“世以智相積而才日新，學以收其所集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襲掩。”[3]就學術思想而言，方以智曾以其所處的時代而慶幸：“生今之世，承諸圣之表章，經(jīng)群英之辯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在《東西均·開章》篇中，方以智更是明確表達了這樣的愿望：“我以十二折半為爐，……金剛智為昆吾斧，劈眾均以為薪，以毋自欺為空中之火，逢場烹飪，煮材適用，應供而化出，東西互濟，反因對治，而坐收無為之治，無我、無無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痹凇稏|西均》中，方以智對儒釋道各家思想總是盡可能辯證、客觀地表達了自己的態(tài)度。方以智一方面不贊同理學死讀書的迂腐做法，也反對心學空談心性的機巧作為，但另一方面，方以智在方法論上神化易學，在核心價值觀上對儒學高度認同。方以智經(jīng)常把自己的思想矛頭指向莊子，但其對世界統(tǒng)一性的深刻認識、超脫的人生態(tài)度，顯然又受到莊學的影響。清順治八年、南明永利五年，方以智出家為僧，皈依佛門，次年在五老峰著《東西均》，《東西均》禪味十足，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語言形式都鮮明地打上佛家的印記，但方以智顯然不是一個忠實的佛家弟子，尤其是對禪宗以為偶得只言片語便視為得道的做法極為深惡痛絕，同時，他對儒學、對世事卻又顯得心有旁騖。

從表面看來，方以智的集大成并沒有給世人一個新的實在，但在《東西均》中，作者通過對各家的“烹煮”，卻實現(xiàn)了各家學術思想新的高度會通。

(三)鮮明的經(jīng)世特色。

從生平事跡來看，方以智更是一個政治活動家。

年輕時，他“自負要提三尺劍”，經(jīng)世報國。歸隱之后，史料表明，他也并沒有脫離當時的政治斗爭。

《東西均記》最后的兩句偈語“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圓。似者何人，無師自然，于此自知，自古相傳”(寓“明人方以智”)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

從內容上看，《東西均》和大多數(shù)中國哲學作品一樣，也是一部關于道德、人生、學業(yè)的經(jīng)世之作。

調和儒釋道三家倫理價值觀，是《東西均》的根本宗旨?！稏|西均》各篇章所闡釋的具體內容，或學術，或倫理，大都表達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在《東西均》中，方以智將“舉一明三”的方法，廣泛應用于現(xiàn)實中的各種問題，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在心物問題上，面對當時理學和心學之蔽，他重新詮釋了“盡心，知性，知天”;在信疑問題上，他提出信其當信，疑其當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東西均·疑信》);在名實問題上，強調要看穿世界的顛倒，不為字面的顛倒所限;在對于世間的觀點的奇庸問題上，提出“奇其庸而庸其奇，奇其語而庸其心”(《東西均·奇庸》);在學問全偏問題上，“凡學非專門不精，而專必偏，然不偏即不專。惟全乃能偏”(《東西均·全偏》);在神跡問題上，認為“偏言跡，其神失;偏言神，其神亦塵”(《東西均·全偏》)，提出應以跡補跡，以神化跡;在道藝問題上，提出“知道寓于藝者，藝外無道，猶道外之無藝也”(《東西均·道藝》)，等等。

另外，在《東西均》中，方以智設《生死格》一章，專門闡釋了他的“大生死之事”、真知生死“通變化而知危微交輪之機”和“不虛生，不浪死”的人生態(tài)度。

二、《東西均》哲學思想的歷史地位。

對于方以智的歸禪，不少人曾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此行為相對于其年輕時的積極入世，此學說相對于其早年的科學、激進，是一種妥協(xié)和退步。深入了解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尤其是方以智一波三折的社會經(jīng)歷和他歸隱之后的詳細事跡，我們就不會再有貶低之詞。另外，評價一個人哲學思想的成就是不能簡單地以其政治態(tài)度為依據(jù)的，而主要看他哲學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以及他在哲學發(fā)展史上的貢獻。在哲學思想上，早期方以智的科學哲學精神確實難能可貴，“質測即藏通幾”之學也是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之理。

不過，這些合理元素在《東西均》中不僅得到延續(xù)，更得以豐富和發(fā)展。更重要的是，在《東西均》中，方以智對理學、心學的批評繼承，對莊學智慧的通達領悟，對禪學思維方法的高度把握，從哲學層面上來說，無論是思想的廣度還是深度，都是方以智本人以前所不能達到的。應該說，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東西均》應該是方以智哲學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二)是對中國古代哲學的高度總結。

也許，在某一方面，方以智的哲學思想不及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如王夫之等，但《東西均》無疑實現(xiàn)了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高度總結。中國古代哲學家論及的主要話題，如天人、心物、名實、道藝、道器、有無、虛實等，《東西均》均作了探討。在世界本原問題上，方以智的“所以”說，是對中國古代哲學“氣”論、“道”論、“理”論、“太極”論等學說的繼承和超越，他已經(jīng)深刻認識到作為世界本原的非具體性、客觀性、統(tǒng)一性和根本性。在世界狀態(tài)問題上，他積極借鑒中國古代哲學的“萬物莫不有對”的思想，同時又深刻揭示了事物對立雙方的相互統(tǒng)一關系，科學揭示了世界的存在、發(fā)展狀態(tài)。在方法論上，他以“舉一明三”的形象表述，指出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融合、創(chuàng)新的根本路徑，概括了認識世界和應對世界的基本方法。

更重要的是，《東西均》促成了中國古代哲學幾個主要流派的會通，比較順利地實現(xiàn)了當時很多學者所追求的“三教歸易”的學術目標。另外，方以智作為一個有著豐富學養(yǎng)的中學大家，由于積極接觸西學，初步實現(xiàn)了中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

(三)對中國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

在《東西均》中，方以智認為空談心性排斥技藝的理學、心學和禪學都是“虛竊”之學?！坝焯摳`，必重實學?！狈揭灾蔷托奈铩⒌浪?、象數(shù)等多種關系從多個層面闡發(fā)了實學宗旨，認為“實學”就是“求實而已”，就是“善疑”，“新可疑，舊也可疑;險可疑，平更可疑”(《東西均·疑何疑》)。他的這種“善疑”、“崇實”的治學態(tài)度和會通古今中外的治學方法，在當時有著廣泛的影響，對近代科學和哲學的發(fā)展，有著不可或缺的啟蒙意義。方以智哲學思想還產生了頗深的國際影響，有日本學者認為，方以智的著述曾影響日本近世思想。

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篇五

荀子是戰(zhàn)國末期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在先秦時代，他的語言思想是公認最為系統(tǒng)的語言觀，對諸多語言哲學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比如“名實之辯”體現(xiàn)的語言本質上是一種人為的約定;又如他的“正名”思想，繼承了孔子“禮”的思想，認為語言需要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這樣國家才能在思想和制度上得到同意;而“方言雅言”的觀點為職業(yè)交際英語存在提供了理論支持。本文認為，荀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較為直接的觸及語言規(guī)范性和標準化的思想家，是語言規(guī)范領域的先驅者。

(一)“名實之辯”

在古代，一些宗教信仰者由于不理解語言和語言所代表物體之間的關系，認為對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進行詛咒會對人的本體產生傷害。先秦諸子都對這一現(xiàn)象作出不同的解釋，老子認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薄兜赖陆?jīng)》“名”只是一種符號，是我們對客觀事物“實”的定義，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墨子曰:“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藕，合也”。但由于各家之言不同，最后產生了“白馬非馬”的詭辯論，文學界對語言本質的論斷一片混亂。

(二)“明貴賤，別異同”

荀子的思想中，“名分觀”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出生背景的影響，戰(zhàn)國末期正是秦統(tǒng)一中國前由分裂走向統(tǒng)一十分關鍵的`時期，不僅僅體現(xiàn)在領土上的統(tǒng)一，更重要的是思想力量的分化與重組。

(三)方言雅言。

荀子出生于趙國，之后又在多個國家游歷。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從發(fā)音和用詞幾個方面感受到了各地語言的不同。他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庇终f:“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三、“新英語”與“標準英語”的爭論。

(一)有關“標準英語”(standardengiish)簡述。

從古英語到中古英語，再到15世紀后成型的現(xiàn)代英語，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英語，經(jīng)歷了十分漫長的過程，已經(jīng)逐漸成熟。然而不同地區(qū)、不同階層的人士中，發(fā)音和用詞皆不相同。20世紀以前，人們通常把英國本土皇室、貴族以及高等學府等統(tǒng)治階級中受到良好教育人士的口音作為標準英語的模板，我們也可以簡單的理解成，標準英語就是英國本土上層人士所持有的發(fā)音和用詞。由于英國階級分化嚴重，標準英語作為身份的象征一度成為人們效仿的標準。

(二)“新英語”崛起的社會文化意義。

1985年，“新英語”在理論上取得突破性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于kach。的三個同心圈理論。他將英語分成內圈(innercirleenglish)，外圈(outercirleenglish)和擴展圈(expendingcircleenglish)。他將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歸為內圈英語，而除了內圈英語的，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或是官方語言的國家為內圈外范圍，具有濃厚的地方特點，就是我們所說的“新英語”。

“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xiāng)，因之而為通?！?《正名》荀子將夏言作為標準漢語，他認為夏言是當時使用范圍相對廣泛的口音。在這個層面上，他比“標準英語”的定義標準更為先進，考慮到了使用的廣泛性，而不只是階級性。荀子的“方言雅言”說，對應現(xiàn)代英語的“河口英語”和“新英語”，也就是內圈英語和內圈外英語。他對“方言”采取一種寬容和共融的態(tài)度，而作為標準口音的夏言認為是國家統(tǒng)一的助力，有利于民族間交流和經(jīng)濟發(fā)展。荀子的見解為我們對待標準英語和新英語提供了良好的榜樣。

四、“新英語”教學。

(一)“新英語”教學的必要性和實用性。

通過與溫州大學英語專業(yè)和商務英語專業(yè)畢業(yè)生的交流，作者了解到有六成以上的學生的從業(yè)方向是經(jīng)濟和外貿方向，包括眼鏡、紡織、皮具、服裝、廚衛(wèi)、旅游、機床以及口譯等等。

(二)“新英語”教學策略。

(1)多元化教學模式。

jenkins在kachru“三個同心圈”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在擴展圈國家英語并不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工具，英語是作為一種對外交流的通用語的存在(elf)，主要用于國際會議或商務交流。

多元化教學模式要根據(jù)學習者和學習環(huán)境的不同而變化。但我們必須明確“新英語”變體造成交流障礙的語言特征，并在英語學習過程中時刻關注學習者的特征，適時教授交際策略。這對教師和學習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積極進行“新英語”教師團隊建設。

“新英語”是語言標準多元化的代表，包含著不同英語的地域變體。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語言學習者的語言可通度，既包括自己語言的可被接受度，又包括對不同英語變體的可理解性。在這樣的要求下，作者認為母語教師和非母語教師結合，組成教師團隊對學習者了解和增強“新英語”的不同變體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英語專業(yè)中口語課程都大量運用母語教師，而學習者們也常常以口音標準度去衡量教師的素質。但母語教師與非母語教師的合作常常有很大脫節(jié)。

五、結語。

本文通過對荀子語言本質說、語言功能說以及語言標準觀的解釋，闡明了語言來源于社會，是“名”與“實”之間人為的聯(lián)系，語言能夠維護民族團結，并且語言的統(tǒng)一能帶來強大的經(jīng)濟和文化效益。從經(jīng)濟角度來說，大學商務英語專業(yè)培養(yǎng)能適應職場生活的學生，在我國與東盟、日本、韓國等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者外語的國家貿易交流日益緊密，不管是在展會中或者是經(jīng)濟對話中，了解對方英語的方言和口音規(guī)律對增進互利都是大有幫助的。

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篇六

[摘要]方以智明確地反對將《通雅》視為一般的訓詁著作而忽視其中的微言大義，表明他已經(jīng)很自覺地將訓詁工作擢升到作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虛竊，必重實學”的思想指導下，提出了“欲通古義，先通古音”、“言者，載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獨具特色的語言哲學思想。

晚明至清初的哲學，在反思漢民族巨大的政治失敗的過程，將這種原因歸結為宋明理學的空疏。他們在解經(jīng)方面又極力反對兩宋及明代中前期的義理之學，力求通過對經(jīng)典語言、文字的確切解釋，以求準確地理解經(jīng)典的原意，從而發(fā)展出了一套語言哲學的思想。作為這一時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語言哲學方面取得超越同時代人之上的成績，他一生所學涉獵廣泛，“質測”與“通幾”兼治，在音韻、文字、訓詁、文章與道之間關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發(fā)凡》、《時義》、《薪火》和《東西均》之《道藝》、《神跡》、《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學”闡發(fā)其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義，先通古音”、“言者，載道之器”等一系列獨具特色的語言哲學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義”語言哲學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學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所繼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義”

“以音求義”是貫穿《通雅》一書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方以智語言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梁啟超說：“密之最大的發(fā)明，在以音求義。”方以智十分重視文字、聲音的研究，他說：“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篋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藝，不能樂業(yè)；不通古今，何以協(xié)藝相傳。詎日訓詁小學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時其時，開而辨名當物，未有離乎聲音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篋”不是故紙堆，不可小覷，其中“必有事也”。他認為古經(jīng)之聲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曉古今之理事、傳續(xù)古圣賢之道的重要途徑?！靶W”不是局限于表面的聲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賢之心。他說：“小學有訓詁之學，有字書之學，有音韻之學。從事《蒼》、《雅》、《說文》，固當旁采諸家之辯難，則上自金石、鐘鼎、石經(jīng)、碑貼，以至印章、款識，皆所當究心者。”在這里他明確地說明了研究“小學”的目的是“皆所當究心者”，從而在新的歷史高度總結了漢唐訓詁與魏晉、宋明義理之學的辯證關系，開創(chuàng)了以文字、訓詁的人文實證方法，求達古圣賢之道的新的哲學思考路徑。

方以智借“小學”闡發(fā)哲學的方法就是從研究聲音、文字開始的，即以“聲音文字為緣，入之兩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強調聲韻在“小學”中的基礎地位與作用，這是方以智語言哲學的一大特色。他說：“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包眾字之形聲，莫過于韻。”在方以智看來，古經(jīng)之文字、聲韻即涵有宋儒所謂的“體用”之道，而研究聲韻乃是較文字更為基礎的識“道”工作，這種說法明顯是對宋儒貶低訓詁工作而空談性命之道的反動，表明方以智決意另立一種從聲韻、文字人手的哲學思考路向。他說：“惟聲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币饧慈藗儽仨毻ㄟ^語音來會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聲音的寄托者；換言之，只有語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載體，是古人之心與道的最初體現(xiàn)，所以他說：“今日定序、正音，為萬世宗?！睆那蠊攀ベt之道與文化的傳承方面來說，方以智的這種做法明顯較朱子一系以哲學方式求古圣賢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實證性的特征。

方以智從聲音、文字的起源來考查音韻、文字與古圣人之心、意的關系，提出“因形立事，附聲見意”的音、義關系，說明“欲通古義，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說：“人所貴者心，而不離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離五者，則當以意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見者起意也。名為五官，用時并用；名為六書，一字并存，如見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聲)，而指為日月之意即會焉。特以因形立事，附聲見意。而意多字少，轉借為多?？傃灾┬闻c聲兩端，而意在其中?！惫湃藙?chuàng)造文字以立“意”為主，故人所貴于心；字有形涵事，皆從客觀“可見者”起意，說明文字是古人對當時客觀事物及其規(guī)律反思的結果，是理性抽象的結晶，其中固然蘊藏著古圣賢之心與意。他還特別強調聲音與事、意的對應關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聲”，“而指為日月之意即會焉”。這樣，聲、事、意一體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聲，即可見意；見一字而知其形、聲、事、意、心，五者同時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聲見意”，見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與意，因此他將研究聲音、文字等“小學”的'活動提升到“皆所當究心者”的哲學研究高度。

方以智認為對聲音、文字等“小學”的研究目的是接續(xù)古圣人之道，使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他說：“刪述大集與萬世共熏，性與天道豈憂其斷乎?”他考訂文字、音韻是為了掌握與傳承古圣人之微言大義，使圣賢之道流行不竭而與“萬世共熏”?！靶耘c天道”就是涵于聲音、文字等“小學”中的“大者”，他認為《通雅》之作即在于“識其大”，他說：“客有過曼寓者，問《通雅》音義而及之，且識其小。”他明確地反對將《通雅》視為一般的訓詁或僅僅是對音韻的考訂工作而忽視其中的微言大義，表明他已自覺地將對聲音、小學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為體認天道的語言哲學高度。

方以智在主張訓詁“達其實”的同時，也反對“誦死人之句”，他深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虛實并濟”、漢宋兼采，他說：“用實者虛，用虛者實，虛實本一致也。當合漢宋，及今參集大成焉。，，[?！?第2―3頁)即是說在聲音文字之實學的基礎上要結合時代的要求有所創(chuàng)發(fā)，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認為“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有錯行之用焉”。他說：“讀圣作當虛心，以從經(jīng)見，百氏當化，書以從我，察其兩端，由中道行，中備四時，隨其環(huán)應?！庇脗鹘y(tǒng)的話來說，這就是從“我注六經(jīng)”到“六經(jīng)注我”；用現(xiàn)代西方解釋學的話來說，這是從被動地解釋文本到主動地積極創(chuàng)造?？梢?，方以智提倡訓詁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種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這種理論與王夫之“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內涵。

方以智以“欲通古義，先通古音”為基礎，積極探討古人之心、道與言辭、文章的關系及讀圣人之書對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作用，將語言哲學擴展到對文字、言辭、文章等“藝”的哲學與美學研究，豐富與深化了語言哲學的研究范圍。他經(jīng)史并濟、兼采百家、采擷中西之長，使他的語言哲學理論既表現(xiàn)了通經(jīng)致用的時代特色，又表現(xiàn)出深刻、系統(tǒng)的個性特征。

方以智以“氣”論為基礎，簡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過程及言與心的關系。他說：“氣貫虛而為心，心吐氣而為言，言為心苗，托于文字?！薄把詾樾拿纭?，意即“言”是“心”外在表達，這里的“心”當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維或理性，將這種“心苗”記錄下來的即是文字。“備萬物之體用，莫過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對思維的物化作用。他在《東西均，聲氣不壞說》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氣”的說法，揭示了語言與思想的關系。

在《藥地炮莊?齊物論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確地表達了“道”對“言”的依存關系，他說：“言者，載道之器，利害極大?！笔ト酥猿休d著圣人所體認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結晶，是天地之心的體現(xiàn)，所以對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約3之后，像方以智一樣，思想深奧又晦澀的大哲學家海德格爾說：“在，在思想中形成語言，語言是‘在’之家。”二者無論在語言形式上，還是在思想內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體現(xiàn)了語言哲學的人類共通性及中國文化在此方面的優(yōu)越感。

所以，讀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奧的字詞而已，他說：“吾少以辭為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義，當于理，文之以其辭而已?！睂Υ湃酥?，不可簡單地視之為文辭的客體對象，要深明其中的“義”與“道”。不過，方以智并不否認言辭的重要性，他說：“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以言乎使命之辭也?！鞭o的“使命”就是行使“相傳相示”古人之心與意的功能，所以辭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貴達”的讀書方法，他說：“凡謂之辭未有不貴達者，亦未有達而猶貴枝葉者也”，“彬彬者，辭達之謂也”?！笆ト酥橐姾蹀o”，“達”就是要領會辭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為行動，“彬彬者”即是。否則，就會出現(xiàn)“六經(jīng)既不尊，則師心無忌憚者群起矣”的社會現(xiàn)象。讀圣人之作的最終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個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個社會，從而將歷史與現(xiàn)實結合起來以達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對聲韻、文字、語言等器與道的關系有精辟的論述之外，還深刻地分析了文章與性道、道與藝等關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藝”的獨特見解。他以聲音文字為切入點，全面展開對內與外、道與器的關系的分析，如他在論及道與藝的關系時說：“知道寓于藝者，藝外之無道，猶道外之無藝也”這樣，他就將語言哲學擴展到藝術哲學。

他說：“士以讀書明理為業(yè)，猶農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藝，外內一致，張弛鼓舞，全以此養(yǎng)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豈曼語哉。進德必居其業(yè)，立誠用在修詞，大畜日新。道寓于器，會通典禮。賾不可惡，效天法地，道不遠人，所貴振衣挈領，播種培根，一樹全仁，何礙蔥蔚?！痹谶@段文字中，僅從語言哲學方面來說，他至少給我們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蘊含著圣人對性與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誠用在修詞”，表述了讀書對道德修養(yǎng)的作用；第三是“播種培根”，意即學問理應從字詞等基礎工作做起，因為“一樹全仁”，字詞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離器而言道、“偏上以競高”。

方以智依據(jù)“文章即性道”的理論，他將讀書事業(yè)與道德修行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他認為“名教寓于跡”、“道德寓于文章”，“名教”即在圣人文章中，“圣人收拾萬世聰明人，正在《詩》、《書》、《禮》、《樂》足以養(yǎng)之、化之，鼓舞不倦?！倍皩W”是將這種外在的“道德”化為內在德性的關鍵，他說：“外內合矣，合不壞分。外學多，內學一，即多是一，即分是合，見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正以外內交格，一多通貫，而無內外無中也”“外學多”是指除古人文章之外，還包括“寓內之方言、稱謂、動植、物性、律歷，古今之得失”，大致相當于“博”；“內學一”意指內化文章之道德，大致相當于“約”，“博乃能約”，如果做到“外學多，內學一”，便可達到“內外合一”、“一多相貫”的境界。他批評理學家們“先揮文章、事業(yè)二者于門外，天下聰明智能多半盡此二者，不畜之而歐之”，日“本性自足者”，掃除文章，“欲離外以言內，則學道人當先從不許學飯始!”方以智將讀書識道喻為人初學吃飯，旨在強調學而后能的道理以及圣人文章對人的道德境界的擢升作用。

方以智對“小學”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認識開啟了一種通過訓詁方式來重新解釋原始儒家經(jīng)典的新途徑，推動中國哲學經(jīng)由語言訓詁的實證方式追求經(jīng)典中的“道”的語言學轉向。正如《四庫全書提要》所說：“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jù)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這種“風氣”發(fā)展到18世紀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者，終于蔚為大觀，完成了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篇七

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人們通過語言使自己與他人、與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確的聯(lián)系，從而形成了對世界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學恰恰就包含在具體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之中，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任何一種哲學都不可能絕對自在，都必然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態(tài)和所處語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個民族的哲學必須也同時了解該民族的文化。因為，前者是以后者為依托和底蘊的。而一個民族具有什么樣的文化精神和傳統(tǒng)往往會從該民族的語言習慣中流露出來。語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學與文化史的內在交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語言中體現(xiàn)出來。正是基于這一點，葛蘭西提出的哲學觀包含在語言之中，包含在每個人的語言之中。對于常識和民間宗教，葛蘭西認為，常識是歷史的產物和歷史過程的組成部分。每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潮都留下了“常識”的沉淀，它既是哲學發(fā)展歷史過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跡，也是每一哲學精華思想的歷史的有效性的憑證。它不是僵死不動的，而是不斷地用科學思想和進入日常生活的哲學觀點豐富著自身，是同時包含著新舊哲學思潮的一個相對僵硬的階段。而宗教問題，“不是從懺悔意義上，而是從一種世界觀和一種相應的行為準則之間的世俗意義的信仰統(tǒng)一上來注意”［1］(p236)，它是斷片化的常識要素之一。由此可見，在葛蘭西看來，哲學也就是哲學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識和宗教作為歷史發(fā)展的印跡，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哲學思想，體現(xiàn)著一定的世界觀。生活在一定歷史時期的人們對該時期廣泛存在的常識和宗教表示認同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對它們所包含的世界觀的一種不自覺的、不加批判的接受?？傊?，在第一個層次中，葛蘭西極力打破那種把哲學看作是“由特定范圍內的專家或專業(yè)的和系統(tǒng)的哲學家所從事的專門的智力活動”的陳舊觀念，強調哲學以語言、常識、民間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眾之中。如葛蘭西所論述的:“在職業(yè)哲學家、哲學領域中的‘專家’與其余的人之間存在著不是‘質的’，而僅是‘量的’差別?！保?］(p259)而這種量的區(qū)別指的是他們之間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種是零散的、不自覺的思考，一種是批判的、自覺的思考。因此，在證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學家，每個人都無意識地各有一套哲學之后，葛蘭西緊接著就進入了第二個層次，即注意和批評的層次，也是職業(yè)哲學家所關注的層次。因為語言、常識和民間宗教雖都暗含著某種特定的世界觀，但它畢竟是以一種零散的、不系統(tǒng)的、非批判的和偶發(fā)的方式存在的，這就決定了應該對這種世界觀進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學就是對宗教和常識的批判和克服。關于這一點，葛蘭西在《獄中扎記》中這樣論述:“它首先必須是對‘常識’的一種批判，盡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識的基礎上———這種綜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這些問題，證明它們的真正價值以及它們作為智識鏈條上已被替代的環(huán)節(jié)所具有的意義，并且確定新的當代的問題是什么，舊的問題現(xiàn)在應當怎樣去分析。”［1］(p241)因此，從葛蘭西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學家的哲學不是局限于書齋里的純粹理性的思辨、演繹，而是根源于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為思想和行動在本質上是統(tǒng)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行動，即使行動中所暗含的世界觀只是外在胚胎狀態(tài)，是偶然地和在瞬間表現(xiàn)出來的。所以，那種局限于哲學家頭腦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稱為哲學的。真正的哲學不是理論教條，而是一種實踐，一種歷史性的政治實踐。因此，人們往往把葛蘭西的哲學稱為實踐哲學，也是其哲學思想最具有意義的一點。這種思想和那種僅僅將實踐單純地歸為認識論范疇來理解的觀點相比較而言，顯然是深刻的。

當然，葛蘭西在強調哲學的實踐性，強調思想和行動本身的一致性時，也看到在某些情況下，思想和行動之間存在著斷裂。這種斷裂反映的是一種社會歷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對立。因此，葛蘭西在論述哲學與現(xiàn)實的密切聯(lián)系時，更看重的是現(xiàn)實政治活動的意義。哲學與政治不可分割，對于一種世界觀的選擇和批判同樣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職業(yè)哲學家的哲學活動不僅僅是局限于對日常現(xiàn)實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過政治活動將一種新的世界觀在人民大眾中傳播開來，從而提高全體民眾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傳布已發(fā)現(xiàn)的真理。把它們所謂‘社會化’，從而把它們變成實踐活動的基礎，變成人們協(xié)調一致和活動的要素，變成人們精神和道德的結構要素”。換句話說，是要實現(xiàn)“哲學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學化”［1］(p235)。以此為據(jù)，葛蘭西詳細論述了實現(xiàn)“哲學的世界化”的途徑，提出了一系列極具特色的政治社會理論，如“有機知識分子”、“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政治國家”等。葛蘭西認為要想使無產階級大眾獲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須通過政黨構造本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然后通過有機知識分子構建本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并力圖使這種意識形態(tài)為人民大眾普遍接受，成為整個社會的世界觀，從而在市民社會范圍內奪取“意識形態(tài)領導權”，進而推翻政治國家。只有這樣，人民大眾才能擺脫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tài)的雙重統(tǒng)治，獲得真正的自由。綜上所述，葛蘭西在對哲學概念重新闡述時，始終關注人民大眾。因為人民大眾是實踐的主體，哲學要想實現(xiàn)自身改造世界的終極理想，就必須使哲學與人民大眾的日常意識和社會心理融為一體，為人民大眾所內化。只有這樣，哲學才不會流于現(xiàn)實生活表面，才會比單純的理論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發(fā)揮它的社會作用。因此，葛蘭西通過實踐哲學，不僅要解構暗含于常識、宗教中的舊世界觀，更要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新的世界觀，并通過政治運動(意識形態(tài)革命)達到真正改變世界，為人民大眾構建一個合理化社會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把葛蘭西的哲學觀稱為“大眾哲學觀”。

推薦哲學思想論文通用篇八

當代認知主義把心靈類比于計算機，提出心靈是由符號構成的認知系統(tǒng)的思想。這些思想在近代唯物主義者那里已有雛形，特別是霍布斯那里，其相關論述均認為心靈是由符號構成的。

霍布斯提出了一個弱的物理符號主義的雛形。他繼承了培根的哲學立場，并堅持和發(fā)展了培根的反映論思想。他說，“所有這些現(xiàn)象的根源都是我們所謂的感覺”?；舨妓箞詻Q反對宗教的“靈魂認知思想”，在他看來，上帝、靈魂之類的東西根本就不存在，“……人類的心靈除了感覺、思維和思維序列之外便沒有其他運動了”。因此，按照霍布斯的觀點，人的認知并不是上帝的作用，也不是靈魂的作用，而是感覺器官受到外界對象作用的結果。他在機械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堅持心靈的反映特性，提出了心靈是一個符號系統(tǒng)的思想。

在霍布斯之前，笛卡爾早就把機器模型和動物聯(lián)系在一起，并試圖用機器模型說明動物的行為。后來，拉·梅特里直接把機器和人等價起來。拉·梅特里說，“人體是一架自己發(fā)動自己的機器，一架永動機的活生生的模型”。按照這種思想，如果我們了解機器的相關運動和原理，就可以用來解釋人的運動，包括心理的運動；并且，如果我們了解人的各種心理運動和行為的原理，那么我們就可以根據(jù)這些原理制造出能夠思維的機器。因為，從形而上學層次看，人是物質的，作為物質的人是能夠思維的，并且人的這種思維總是遵守某些自然法則。據(jù)此類推，機器也是物質的東西，如果某個機器，它遵守和人思維一樣的自然規(guī)律時，那么這個機器必然表現(xiàn)出感覺、思維等能力。那么作為一架機器，人為什么能夠思維？霍布斯認為，因為人的心靈是一個由符號構成的系統(tǒng)。他說，“語言或其他意志符號在人或任何其他有構思能力的動物心中所引起的想象通稱為理解”。他認為有機體心里面有符號，而且認為人的心理運作，或動物的'心理運作是可以通過符號進行的。當然，在本體論層次上，筆者認為，霍布斯不一定如當今認知主義那樣承諾心靈里面確實有某個符號。亦即，按照霍布斯的觀點，不是所有的認知都基于符號進行?；舨妓拐f，“在個別的事物中，推理是可以不用語詞進行的。比如我們見到某一事物后，推論它前面所出現(xiàn)的事物是什么，或后面將隨著出現(xiàn)什么事物時，情形便是這樣”。這表明，有些認知并不需要符號。由此可知，如果不是所有的認知都以符號為基礎，那么符號就沒有在本體論層次上得到絕對的承諾。從上述可知，在認識論層次上，霍布斯認定人們或其他動物是通過操作符號來處理感覺器官等傳來的各種信息的。然而，霍布斯的符號的操作純粹是按照機械力的相互作用展開的，符號下面的物理結構怎樣？他沒有說明。對此，拉·梅特里有所說明，他認為，符號的物理結構應該和一般器件的物理結構一樣。拉·梅特里說，“心靈的一切作用既然是這樣地依賴著腦子和整個身體的組成，那么很顯然，這些作用不是別的，就是這個組織:這是一架多么聰明的機器！因為即使唯有人才分享自然的法則，難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機器么？”我們可以從這看出，機械論認為，不管是物質器件，還是符號，只要按照自然法則制造出如人那樣的機器，那么這個機器便可以思考了。

從當今認知主義范式看，霍布斯是一個徹底的計算主義者，結合他對于語言符號的思想觀點以及關于人的認知機制的相關思想，他的理論確實蘊含著一個弱的符號主義。反過來說，認知主義的符號思想只是霍布斯符號思想的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認知主義的思想深度和廣度都沒有超越霍布斯的符號思想。當然，這個符號主義之所以是弱的，是因為霍布斯的著作中并未如當今物理符號主義那樣在本體論層次上承諾了符號的存在，他主要強調在認識論和方法論層次上應該用符號。因此，哲學家郝格蘭才把霍布斯稱為“人工智能之先祖”。另外，許多人工智能的思想也可以追溯到拉·梅特里的關于人是機器的思想。然而，拉·梅特里主要是從生理學和醫(yī)學等角度論證他的觀點，并沒有詳細論述機器產生思想和認知的途徑和機制，所以，如果從人工智能的角度看，他的貢獻小于霍布斯。

認知主義關于符號的思想與近代唯物主義也有不同。前者認為，符號具有“關于性(aboutness)”的性質，即符號具有意向性的特性；認知只能是主體運用符號向外投射的過程，并且符號所投射的東西與真實的客體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這是唯心主義的思想。霍布斯等唯物主義者堅持唯物主義反映論，他說，“感覺是人類身體的器官和內在部分中的運動，是由我們所看到或聽到的事物的作用引起的”，并且認為認知主體的環(huán)境以及相關因素影響著認知主體及認知結果。他說，“影響感情的事物的名詞，也就是使我們感到愉快或不快的事物的名詞，由于同一事物不可能使所有的人發(fā)生相同的感情，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候使同一個人發(fā)生同一種感情，所以在人們一般的討論中，意義便是不固定的”。從這里可以看出，主體的認知是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