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國近代史的論文(模板13篇)

總結是一種對過去工作和學習的回顧與總結，更是對未來工作和學習的規(guī)劃與指導?？偨Y的語言要簡潔明了，突出重點，避免冗長和啰嗦的敘述。小編整理了一些總結的寫作思路和方法，供大家參考借鑒。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一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用靜、動范疇來描述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認為中國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優(yōu)點來彌補自身文化形態(tài)的不足，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表面上看李大釗這樣做是在調和中西文明差異，實質上是解決現(xiàn)實的新舊矛盾，以新代舊，以至于創(chuàng)造中國新文化。

關鍵詞：李大釗;進化論;階級論;東西文化觀。

從晚清開始，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懷抱救國救民之志負笈東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受日本所謂東洋、西洋的影響，很早便形成了將世界劃分為東、西二元化的習慣。李大釗在1914至1916年間曾短暫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專業(yè)，期間也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貒?，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李大釗任職于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也積極投身于這場文化運動之中。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之爭，伴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界大戰(zhàn)的血火、新文化運動的狂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展開。新舊勢力生死搏斗，各種思潮旁流雜出，各類人物粉墨登場，既有康有為“尊孔復古”的叫囂，又有陳獨秀“民主科學”的吶喊;既有章士釗“東西調和”的鼓吹，又有胡適“全盤西化”的說教。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論，深刻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辯證分析了東西文化的優(yōu)勢，從而得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因此，研究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有助于我們理解李大釗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fā)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積極籌劃復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凱在憲法中規(guī)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涤袨榈热艘钥捉虝榛A，以《不忍》雜志為喉舌，攻擊辛亥革命是“離經(jīng)叛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吹捧孔子教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657的經(jīng)典，一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泛起。面對彌漫于社會的復古思潮，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從鞏固共和的目的出發(fā)，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強有力的鞭撻。

李大釗明確提出：“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體結晶?！盵2]244因此他著重批判孔子學說中的倫理道德。李大釗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君臣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忠”字，使臣子完全成為君主的附屬品;在父子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孝”字，使子女完全聽命于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只強調“順從”“貞節(jié)”，使妻子從肉體到精神完全隸屬于丈夫，沒有任何人格獨立可言。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義務的道德”。[2]244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直接擊中了儒家學說的要害。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動本質是“保護君主政治偶像”“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他立場鮮明地提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盵3]56他大聲疾呼，奔走相告，鼓勵新時代的廣大年輕人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釗明確表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這充分表達了李大釗與孔教勢不兩立的決心。

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由宇宙產生的一切現(xiàn)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漸次發(fā)生漸次變化”[3]79，道德也要隨著社會的自然進化而進化。據(jù)此李大釗指出孔子“其人已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應于今日之時代精神”，[3]80“孔子者，數(shù)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xiàn)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3]77。通過嚴密的論證，李大釗否定了孔子學說存在的價值，從而使“國教”之說不攻自破。

綜上可知，李大釗這時的思想是以進化論作為武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他對于社會進化只從一般意義上來解釋，還不能夠了解社會發(fā)展的特殊規(guī)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倫理道德，沒有說明儒家學說存在的社會根源，所以對尊孔復古派的批判就顯出理論上不足，說理性不強。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辟蹊徑，最早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封建專制統(tǒng)治和孔子學說作了較為正確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長達兩千多年，正是因為其適應了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長期存在且未有任何變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構成了封建統(tǒng)治的經(jīng)濟和精神基礎?！崩畲筢撨M一步強調：“中國經(jīng)濟一旦變動，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將會逐步瓦解，‘三綱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边@種從經(jīng)濟上解釋孔子儒學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學說“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當然，李大釗對于唯物主義的運用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他的論述已遠遠高出當時思想論壇上其他人的見解。

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歷史作用，而是從歷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3]79。他進一步講到“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者也?！盵3]80這一科學地對待孔子儒學的態(tài)度，比較合乎歷史的實際，既沉重打擊了尊孔復古派，又論證嚴密無懈可擊，由此反映出李大釗嚴密的思維邏輯和高超的斗爭藝術。

在東西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尊孔復古派激烈交鋒時，《東方》雜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現(xiàn)，在“調和東西文化”的名義下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反對新文化?！稏|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根據(jù)東西方地理環(huán)境的不同，將東西文化概括成“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認為現(xiàn)在西方“動”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fā)明之利器戕火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tài)，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固有文化提供了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tǒng)一標準，因此主張用“中國固有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釗也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動”的文明，但比較的結果卻迥然有異。

1917年，李大釗發(fā)表了《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以“動”“靜”及其相互關系為東西方文明之特質，并勉勵當下中國的青年學子努力，讓“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動的生活?！盵5]96第二年，李大釗又撰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列舉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對立現(xiàn)象，具體論證“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之說。李大釗從地理環(huán)境的角度解釋了“動”“靜”的原因。他說，東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所以多為定居的農業(yè)民族;北道民族則由于“自然之賜予甚乏”，所以多成為遷徙流動的游牧工商民族。

這樣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國民性：“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zhàn)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茍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chuàng)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盵6]213正是因為中國是定居的農業(yè)民族，家族不斷繁衍生息，所以實行“家族主義”;而西方主要是從事游牧工商業(yè)的民族，家族成分單一，所以推行“個人主義”。此外，從性別比例來說，中國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漸形成重男輕女的陋習;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嚴格執(zhí)行一夫一妻制，切實保障婦女應有的權利。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區(qū)別很大：“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東方人“以個性生存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chuàng)造”;就宗教信仰而言，“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倫理而言，“東方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就政治而言，“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統(tǒng)治，有世襲天子……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盵2]57由此，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有以下弱點：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輕侮婦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專制主義盛行。因此，李大釗大聲呼吁中國文明的弊端已經(jīng)逐漸顯現(xiàn)出來，現(xiàn)在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革新，這在當時如黃鐘大呂，引人深思。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缺點，但仍處于優(yōu)勢地位。他指出：“東方‘靜的文明’已處于‘屈敗之勢’，而西方‘動的文明’則‘實居優(yōu)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學習。李大釗強調西學先進于中學，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tài)度”。但應該指出，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出發(fā)比較東西文明優(yōu)劣的，這反映出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的不成熟。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中國“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章士釗等守舊派提出了“新舊調合”的論調，以圖保存舊文化。

新舊調合派強調可以汲取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優(yōu)秀部分，但也應重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態(tài)。他們認為國故象“破布”、歐化象“破紙”，都可以用來造“新紙”，因此得出：“研究國故”“實欲制造新紙”的結論。章士釗保舊的思想更為明顯，他說：“凡欲前進，必先自立根基。舊者根基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于保舊，決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進化，不善于保舊之弊，則幾于自殺”，因此提出“道德上復舊”甚于“物質上之開新”[2]的觀點。他們以“新舊”文化不可分割對立為理由，否定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必要，新文化運動的戰(zhàn)士們立即起而應戰(zhàn)。

但是在批駁“東西調和論”過程中，胡適等人偏執(zhí)一端，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等仍然停留在對“舊道德”的鞭撻上，沒有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批判“新舊調和派”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jīng)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不管身處哪個時代，如果經(jīng)濟上發(fā)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定會發(fā)生變動。一切宗教、哲學、風俗習慣、政策、主義都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暗赖隆睙o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則”而已，時代生活變了，作為習慣法則的道德必然因之進化遞變。由此李大釗得出結論：“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是跟著開新”，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新思想是應經(jīng)濟的新狀態(tài)、社會的新要求發(fā)生的，并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边@些論證雖然不夠完整，但明確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變動而不斷改變的。這種精辟的論述，給“東西文化調合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論證了新文化運動發(fā)生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應該說明的是，李大釗雖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學習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講到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動世界不斷進步的兩大機軸，也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缺一不可，二者各有優(yōu)劣，“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中?！币虼瞬粦摗巴秊檐庉e”。針對東西文化論爭中抹殺傳統(tǒng)文化全部價值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李大釗熱情贊揚了中華民族在古代創(chuàng)造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他無不自豪地說：“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人類者甚大?！盵2]68他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大貢獻?！边@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激揚文字，飽含愛國熱情，閃爍著辯證的光芒。

四、結語。

綜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可以看出：李大釗鞭撻了“非復辟不能救國”的尊孔復古派;批判了“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東西調合派，批評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盤西化派，闡明了自由的東西文化觀，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fā)展，奠定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yōu)轳R克思主義者的堅實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最終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東西文化觀。

參考文獻：

[1]李華興，吳嘉勛.梁啟超選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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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羅志田.無共識的共論：五四后關于東西與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二

中國近代史是指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它是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xiàn)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xiàn)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xiàn)人民富強的斗爭史。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shù)國構煽，實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少F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政權，在鴉片戰(zhàn)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zhàn)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伴]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zhàn)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jīng)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爸袊说氖嘏f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shù)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jīng)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zhàn)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tǒng)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zhàn)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zhàn)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zhàn)后，卻出現(xiàn)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xié)，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xié)態(tài)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tài)度，主戰(zhàn)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wèi)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zhàn)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zhàn)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huán)境經(jīng)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tài)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zhàn)爭也使得中國發(fā)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形態(tài)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jīng)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yè)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鞭r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八九，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yè)經(jīng)濟占統(tǒng)治地位，絕大多數(shù)居民是農業(yè)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shù)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yè)者或者失業(yè)，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zhàn)爭使得中國多數(shù)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tài)，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zhàn)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guī)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zhàn)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shù)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zhàn)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fā)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zhàn)爭后清朝統(tǒng)治下的社會正在發(fā)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fā)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fā)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1]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6.

《申報》創(chuàng)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chuàng)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jīng)易主，抗戰(zhàn)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jīng)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渡陥蟆纷鳛橹袊F(xiàn)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shù)丶叭珖酥潦澜绲闹卮笫录?，再現(xiàn)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xiàn)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qū)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xù)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qū)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渡陥蟆吠ㄟ^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qū)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xù)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jié)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yè)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zhí)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jīng)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jīng)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jiān)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渡陥蟆纷詣?chuàng)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jīng)濟勢力創(chuàng)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jīng)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jù)《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jīng)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tài)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tǒng)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yè)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jīng)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chuàng)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fā)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fā)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渡陥蟆分杏泻芏鄷r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熬乓话恕笔伦冎?，《申報》發(fā)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贝送猓糠暝?，《申報》都要發(fā)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fā)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fā)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yè)務上的一大創(chuàng)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chuàng)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wěn)定的受眾群。

報紙的企業(yè)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yè)職業(yè)化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有了快速的發(fā)展空間，給中國商業(yè)性報紙實行企業(yè)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渡陥蟆肥紫认颥F(xiàn)代企業(yè)化報業(yè)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jīng)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chuàng)直直至?？瑢V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xiàn)代廣告發(fā)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xiàn)代廣告的發(fā)展規(guī)律，理清現(xiàn)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jīng)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xiàn)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fā)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chuàng)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yè)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jīng)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yè)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yè)一樣，《申報》的經(jīng)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fā)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chuàng)業(yè)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jīng)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yè)期經(jīng)理馬蔭良、總編輯張?zhí)N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guī)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yè)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fā)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fā)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yè)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jīng)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fā)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xiàn)代報業(yè)借鑒。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師為尊的傳統(tǒng)教育觀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個性，控制了人們的思想，這樣的一種師生關系逐漸遭到強烈批判，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發(fā)展的需求。隨著“五四”運動爆發(fā)，西方民主科學教育思想的傳入，為中國的教育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發(fā)了無數(shù)愛國者對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師生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運動爆發(fā)前，中國一直尊崇傳統(tǒng)的封建禮教思想，教師具有至高的地位，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安排，是一種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早在《尚書·周書·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綏四方。”君、師都是幫助上帝來愛護人民的，他們具有同等地位。漢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苯逃c政治相結合，進一步鞏固了教師的權威地位。宋元明清時期理學思想家們制定“三綱五常”來約束學生民主意識的發(fā)展，晚清傳奇人物譚嗣同提出“為學莫重于尊師”。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教育被封建統(tǒng)治階層所壟斷，教育的傳播途徑少，教師作為學生唯一的知識來源，自然地處于教育權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師在教學中的霸權地位。

傳統(tǒng)師生關系以教師為主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的發(fā)展和文化的傳播，為我國傳統(tǒng)教育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從人倫天性出發(fā)，有利于師生間矛盾的緩和，在教育過程中培養(yǎng)了深厚的師生感情。但是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思想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弊端——把學生當成知識的“容器”。學生的學習喜好和對生活的觀念深受教師思想的影響，缺乏對知識和生活現(xiàn)象的獨立思考。傳統(tǒng)的師生關系具有嚴格的等級劃分，教師以“長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頂層，學生是被教育的對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師掌握著教學的絕對話語權，控制著學生的思維發(fā)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進師生關系新探索。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教育觀念發(fā)生劇烈的撞擊，中國傳統(tǒng)的“師道尊嚴”、“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受到了強烈的抨擊和批判。師生關系應當如何革新的問題引發(fā)了中國有志之士開始對傳統(tǒng)教育進行不斷反思，對外來教育理念進一步探索?！?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現(xiàn)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學制系統(tǒng)，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終導致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解體，近代教育在形態(tài)上得到確立?！盵1]這一舉措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成長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社會各個階層喊出了“民主”、“科學”的口號。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影響下，中國青年的意識開始覺醒，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都為中國教育的發(fā)展和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做出了新的設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為民主平等型師生關系打下基礎。

“五四”運動中平民教育思潮爆發(fā)給了更多下層人民接觸教育的機會，教育不再是統(tǒng)治階級、官僚貴族所固有?！捌矫窠逃呐d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識分子的倡導，在他們看來‘平民主義’的踐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權，維護‘平等’而其關鍵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盵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讓社會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張教師在對學生進行教育時要教人做人，要培養(yǎng)有知識、有生產能力、有社會公德心的新型學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圍擴大，教育觀念普及，打破了傳統(tǒng)教育的階層性，促進了教育的公平。隨后1923年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經(jīng)農兩位先生共同編寫了《平民千字課》和《老少通千字課》，為廣大勞動人民提供了學習教材。“北京大學學生鄧康（鄧中夏）廖書倉等發(fā)起組織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3]“五四”運動引發(fā)的平民教育促進了教師育人意識的變革，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注重傳統(tǒng)知識技能的傳授，更注重人的自身發(fā)展，加強對學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養(yǎng)，教學開始結合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社會進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長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進思想的傳播，普及了知識和先進的生產經(jīng)驗，教師開始從學生角度出發(fā)，設計與生活實際相結合的教育內容，促進了人民思想的開化，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三）課堂角色轉變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紀初期，以實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傳播促進了我國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發(fā)表《教學合一》主張“教學合一”指出1.先生的責任在教學生學；2.先生教的法子必須根據(jù)學的法子；3.先生必須一面教一面學，“五四”運動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很多學校響應，也用教學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適、蔣夢麟和郭秉文的聯(lián)合邀請下來華講學，實用主義教育的運用達到高潮。在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下師生關系開始“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的教轉向學生的學，教師開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轉向學生學習的輔助者，更加注重學生自己對知識的選擇和學習。課堂不再是教師單向知識、理論傳授的場所，而是師生間關于教育問題平等交流對話，共同探討，各抒己見的平臺。

（一）“五四”運動中師生關系的反思。

相較于傳統(tǒng)“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五四”運動時期以學生為主導的新型師生關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運動促進了教育觀念的革新，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演變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這一時期的民主平等作為西方教育的“舶來品”具有一定的激進性——過度主張學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沒能更好的調和師生間的人際關系。

“在當時中國的整個教育實踐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傳統(tǒng)的師生關系思想?！盵5]長期以來受教育者遭受著傳統(tǒng)教育思想的束縛，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道德依舊鐫刻在中國人的骨頭上。尊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竭盡全力構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已經(jīng)成為“五四”運動后中國教育發(fā)展的必然走向。“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進入了全新的發(fā)展時期，主體間性、共享、平等、對話等紛紛涌入“師生關系”話語而日漸成為主流?！盵6]隨著社會發(fā)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術成為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學校和教師不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來源，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在新的時期又面臨著方方面面的考驗。

（二）“五四”運動對現(xiàn)代師生關系的啟示。

“五四”運動促進了師生關系革新，對教育現(xiàn)代化中師生關系的協(xié)調發(fā)展起著重要作用。良好的師生關系可以加強教師和學生之間平等交流與對話，讓教師從傳統(tǒng)教育的絕對權威中轉化出來，走近學生與學生相互尊重、教學相長，擔當教學活動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積極引導學生獨立獲取知識與技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yǎng)和道德素養(yǎng)。教師和學生作為教育活動中的雙主體，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構建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教育尊重學生個性發(fā)展的特點和對教師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運動產生的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是社會進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產物。同時我們也要積極關注，在發(fā)展民主平等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學生各個發(fā)展階段中心理和認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引導性，促進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向著更為健康科學的方向前進。

參考文獻：

[1]孫培青.中國教育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用靜、動范疇來描述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認為中國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優(yōu)點來彌補自身文化形態(tài)的不足，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表面上看李大釗這樣做是在調和中西文明差異，實質上是解決現(xiàn)實的新舊矛盾，以新代舊，以至于創(chuàng)造中國新文化。

關鍵詞：李大釗;進化論;階級論;東西文化觀。

從晚清開始，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懷抱救國救民之志負笈東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受日本所謂東洋、西洋的影響，很早便形成了將世界劃分為東、西二元化的習慣。李大釗在1914至1916年間曾短暫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專業(yè)，期間也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貒?，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李大釗任職于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也積極投身于這場文化運動之中。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之爭，伴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界大戰(zhàn)的血火、新文化運動的狂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展開。新舊勢力生死搏斗，各種思潮旁流雜出，各類人物粉墨登場，既有康有為“尊孔復古”的叫囂，又有陳獨秀“民主科學”的吶喊;既有章士釗“東西調和”的鼓吹，又有胡適“全盤西化”的說教。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論，深刻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辯證分析了東西文化的優(yōu)勢，從而得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因此，研究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有助于我們理解李大釗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fā)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積極籌劃復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凱在憲法中規(guī)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康有為等人以孔教會為基礎，以《不忍》雜志為喉舌，攻擊辛亥革命是“離經(jīng)叛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吹捧孔子教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657的經(jīng)典，一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泛起。面對彌漫于社會的復古思潮，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從鞏固共和的目的出發(fā)，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強有力的鞭撻。

李大釗明確提出：“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體結晶?！盵2]244因此他著重批判孔子學說中的倫理道德。李大釗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君臣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忠”字，使臣子完全成為君主的附屬品;在父子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孝”字，使子女完全聽命于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只強調“順從”“貞節(jié)”，使妻子從肉體到精神完全隸屬于丈夫，沒有任何人格獨立可言。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義務的道德”。[2]244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直接擊中了儒家學說的要害。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動本質是“保護君主政治偶像”“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他立場鮮明地提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3]56他大聲疾呼，奔走相告，鼓勵新時代的廣大年輕人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盵4]38李大釗明確表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這充分表達了李大釗與孔教勢不兩立的決心。

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由宇宙產生的一切現(xiàn)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漸次發(fā)生漸次變化”[3]79，道德也要隨著社會的自然進化而進化。據(jù)此李大釗指出孔子“其人已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應于今日之時代精神”，[3]80“孔子者，數(shù)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xiàn)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3]77。通過嚴密的論證，李大釗否定了孔子學說存在的價值，從而使“國教”之說不攻自破。

綜上可知，李大釗這時的思想是以進化論作為武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他對于社會進化只從一般意義上來解釋，還不能夠了解社會發(fā)展的特殊規(guī)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倫理道德，沒有說明儒家學說存在的社會根源，所以對尊孔復古派的批判就顯出理論上不足，說理性不強。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辟蹊徑，最早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封建專制統(tǒng)治和孔子學說作了較為正確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長達兩千多年，正是因為其適應了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長期存在且未有任何變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構成了封建統(tǒng)治的經(jīng)濟和精神基礎?！崩畲筢撨M一步強調：“中國經(jīng)濟一旦變動，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將會逐步瓦解，‘三綱五?！确饨ㄔ闫伤枷胱罱K退出歷史舞臺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边@種從經(jīng)濟上解釋孔子儒學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學說“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當然，李大釗對于唯物主義的運用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他的論述已遠遠高出當時思想論壇上其他人的見解。

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歷史作用，而是從歷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3]79。他進一步講到“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者也?！盵3]80這一科學地對待孔子儒學的態(tài)度，比較合乎歷史的實際，既沉重打擊了尊孔復古派，又論證嚴密無懈可擊，由此反映出李大釗嚴密的思維邏輯和高超的斗爭藝術。

在東西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尊孔復古派激烈交鋒時，《東方》雜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現(xiàn)，在“調和東西文化”的名義下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反對新文化?！稏|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根據(jù)東西方地理環(huán)境的不同，將東西文化概括成“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認為現(xiàn)在西方“動”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fā)明之利器戕火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tài)，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固有文化提供了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tǒng)一標準，因此主張用“中國固有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釗也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動”的文明，但比較的結果卻迥然有異。

1917年，李大釗發(fā)表了《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以“動”“靜”及其相互關系為東西方文明之特質，并勉勵當下中國的青年學子努力，讓“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動的生活?！盵5]96第二年，李大釗又撰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列舉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對立現(xiàn)象，具體論證“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之說。李大釗從地理環(huán)境的角度解釋了“動”“靜”的原因。他說，東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所以多為定居的農業(yè)民族;北道民族則由于“自然之賜予甚乏”，所以多成為遷徙流動的游牧工商民族。

這樣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國民性：“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zhàn)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茍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chuàng)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為中國是定居的農業(yè)民族，家族不斷繁衍生息，所以實行“家族主義”;而西方主要是從事游牧工商業(yè)的民族，家族成分單一，所以推行“個人主義”。此外，從性別比例來說，中國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漸形成重男輕女的陋習;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嚴格執(zhí)行一夫一妻制，切實保障婦女應有的權利。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區(qū)別很大：“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痹谒枷肷蠔|方人“以個性生存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chuàng)造”;就宗教信仰而言，“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倫理而言，“東方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就政治而言，“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統(tǒng)治，有世襲天子……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盵2]57由此，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有以下弱點：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輕侮婦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專制主義盛行。因此，李大釗大聲呼吁中國文明的弊端已經(jīng)逐漸顯現(xiàn)出來，現(xiàn)在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革新，這在當時如黃鐘大呂，引人深思。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缺點，但仍處于優(yōu)勢地位。他指出：“東方‘靜的文明’已處于‘屈敗之勢’，而西方‘動的文明’則‘實居優(yōu)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學習。李大釗強調西學先進于中學，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tài)度”。但應該指出，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出發(fā)比較東西文明優(yōu)劣的，這反映出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的不成熟。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中國“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章士釗等守舊派提出了“新舊調合”的論調，以圖保存舊文化。

新舊調合派強調可以汲取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優(yōu)秀部分，但也應重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態(tài)。他們認為國故象“破布”、歐化象“破紙”，都可以用來造“新紙”，因此得出：“研究國故”“實欲制造新紙”的結論。章士釗保舊的思想更為明顯，他說：“凡欲前進，必先自立根基。舊者根基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于保舊，決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進化，不善于保舊之弊，則幾于自殺”，因此提出“道德上復舊”甚于“物質上之開新”[2]的觀點。他們以“新舊”文化不可分割對立為理由，否定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必要，新文化運動的戰(zhàn)士們立即起而應戰(zhàn)。

但是在批駁“東西調和論”過程中，胡適等人偏執(zhí)一端，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等仍然停留在對“舊道德”的鞭撻上，沒有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批判“新舊調和派”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jīng)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不管身處哪個時代，如果經(jīng)濟上發(fā)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定會發(fā)生變動。一切宗教、哲學、風俗習慣、政策、主義都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暗赖隆睙o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則”而已，時代生活變了，作為習慣法則的道德必然因之進化遞變。由此李大釗得出結論：“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是跟著開新”，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新思想是應經(jīng)濟的新狀態(tài)、社會的新要求發(fā)生的，并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边@些論證雖然不夠完整，但明確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變動而不斷改變的。這種精辟的論述，給“東西文化調合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論證了新文化運動發(fā)生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應該說明的是，李大釗雖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學習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講到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動世界不斷進步的兩大機軸，也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缺一不可，二者各有優(yōu)劣，“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中?！币虼瞬粦摗巴秊檐庉e”。針對東西文化論爭中抹殺傳統(tǒng)文化全部價值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李大釗熱情贊揚了中華民族在古代創(chuàng)造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他無不自豪地說：“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人類者甚大。”[2]68他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大貢獻?！边@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激揚文字，飽含愛國熱情，閃爍著辯證的光芒。

四、結語。

綜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可以看出：李大釗鞭撻了“非復辟不能救國”的尊孔復古派;批判了“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東西調合派，批評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盤西化派，闡明了自由的東西文化觀，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fā)展，奠定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yōu)轳R克思主義者的堅實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最終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東西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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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羅志田.無共識的共論：五四后關于東西與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三

摘要：《建黨偉業(yè)》這部電影所敘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拉開的辛亥革命開始，至1921年6、7月間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止，在這十年里，許許多多影響中國歷史發(fā)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發(fā)生在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護法戰(zhàn)爭、巴黎和會、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等等，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真正稱得上是“風雷激蕩”、“巨變迭起”。這部史詩巨著使我們在建黨就是周年之時得以重溫那段激動人心的歷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輩在那段崢嶸歲月里的熱血與激情，感受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yè)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建黨偉業(yè)》這部電影所敘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拉開的辛亥革命開始，至1921年6、7月間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止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段短短的十年時間內的歷史故事與風云人物，它以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周恩來等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為中心，講述了他們在內有軍閥混戰(zhàn)、外受帝國主義欺辱這樣風雨飄搖的時代，為國家民族的獨立而赴湯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為革命奮斗犧牲的先烈們致敬，也提醒現(xiàn)代觀眾特別是黨員們不要忘記那些新中國的開拓者們。觀看完該片，我同大多數(shù)觀看者一樣，被深深感動，同時也深受啟發(fā)。該片對于我們今天新時期的共產黨員，有著深刻的教育意義。

首先，影片展現(xiàn)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中國革命選擇中國共產黨來完成其歷史使命，不是偶然的，這是歷史的必然。近代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一直遭受列強入侵，逐漸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封建統(tǒng)治者對內鎮(zhèn)壓人民的反抗，對外賣國茍活，國將不國;中國各階級的有識之士起來反抗，代表農民階級的太平天國起義、代表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代表上層資產階級的戊戌變法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辛亥革命，可謂風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階級自身的局限所影響，或者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lián)合絞殺下，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運動先后都失敗。這表明，這些階級所領導的革命和改革運動不能救中國，不能將中國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那么，中國的出路在何處?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必須要有新階級來領導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革命的重任帶有歷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進階級的身上，此時，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一批人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們終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確方向以蘇維埃俄國為師，走社會主義道路，和指導革命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就這樣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代表著先進階級無產階級和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利益，他們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剝削和壓迫，天生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又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加上與農民有著天然的同盟，這些優(yōu)勢就決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從此在她的領導下，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建國偉業(yè)》教育我們，要做一個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唯有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才能安居樂業(yè)，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國風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敵蹂躪，喪權辱國的事屢見不鮮，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巴黎和會上，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卻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機會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卻被列強拱手轉讓給日本。這讓人何等的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為當時腐敗的北洋軍閥政府，又能怎么樣呢?具有愛國良知的學生們終于不能忍受政府的無能，起來抗爭，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痛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卻遭到政府的鎮(zhèn)壓，愛國工人和商界也聯(lián)合起來援助學生的行動，最終迫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時刻警示著中國人，必須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必須實現(xiàn)民族獨立，否則就會成為奴役的對象。這些參加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其中就有許多人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xiàn)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奮斗終身。

《建黨偉業(yè)》教育廣大黨員，應樹立起遠大理想，堅守信念，為實現(xiàn)共產主義事業(yè)而不斷努力奮斗。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就是懷著偉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經(jīng)歷巨大的艱難險阻，冒著生命危險，頂著牢獄之災，赴湯蹈火，憂國憂民，無所畏懼，真正表現(xiàn)出共產主義戰(zhàn)士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品質，永遠值得后人學習、敬仰、緬懷。對比之下，貪生怕死，動搖信念，最終難免為世人不齒，甚至淪落為千古罪人。陳公博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本來參加黨的成立大會的他被酒店里的槍殺案所嚇倒，竟然忘記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勸說潛回老家廣東。從這里就可以窺見一個人的精神品質，歷史也證實，后來陳公博叛黨，投靠軍閥陳炯明，然后又跑到國民黨陣營里去了，再后來跟隨汪精衛(wèi)叛國投敵，淪為大漢奸，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罪人，抗戰(zhàn)勝利后最終被處決。這就是陳公博的下場，也值得后人警醒與深思。新時期的共產黨員應繼承和發(fā)揚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質和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保持先進性，做好先鋒帶頭作用，沖鋒在前，享樂在后，舍小家為大家，創(chuàng)先爭優(yōu)，做好表率作用，唯有這樣，才能發(fā)揮戰(zhàn)斗堡壘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我們的事業(yè)才能取得成功。

《建黨偉業(yè)》還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堅持與時俱進。時代的車輪總是滾滾向前，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時代不可逆轉的潮流，然而，少數(shù)逆歷史大勢者，違背民心搞復辟，下場自然悲慘。袁世凱妄圖復辟帝制，結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夢，在人民的唾罵聲中抑郁而死;張勛復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鬧劇就草草收場。這就說明，帝制時代在中國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只能順應潮流向前看，不能開歷史倒車。新的歷史時期也是如此，必須堅持與時俱進，否則必然會被時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時代的主題是什么。當今時代，和平與發(fā)展是時代的主題，就要維護和平、促進發(fā)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進新生事物的成長。新生事物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是應時代的發(fā)展要求而產生，是進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開拓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fā)達不竭的動力。只有開拓創(chuàng)新，我們的事業(yè)才會進步，才能在國際社會有著較強的競爭力，我們的國家民族才會屹立不倒。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學習歷史，就是為了總結經(jīng)驗教訓，面向未來，促進發(fā)展。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過去，要牢記歷史，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的“魂”。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九十年風風雨雨，她的豐功偉績已載入史冊，萬古不朽。讓我們攜起手來，繼承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牢記歷史使命，堅持信念，開拓進取，為實現(xiàn)共產主義理想，創(chuàng)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而共同努力!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四

摘要：孫中山的思想和業(yè)績是中國近代發(fā)展史上的一座豐碑。在處理國內民族問題時，孫中山和諧思想正是基于對中國社會不和諧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贊成“五族共和”，反對民族歧視，主張各民族和諧共處，促進各民族發(fā)展，不僅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統(tǒng)一的自覺認同意識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對當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也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和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參照標準，同時是中國特色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孫中山;民族和諧;和諧社會。

翻開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人類古往今來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學說，以和諧理念為其終極與歸宿，以和諧社會藍圖為目標和旗幟，號召人們?yōu)橹畬崿F(xiàn)而努力奮斗?；仡櫜⒖偨Y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對于21世紀如何對待民族和諧問題無疑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一)形成的背景。

孫中山民族和諧思想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大動蕩的年代。在此期間，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孫中山之所以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xiàn)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盵1]正是孫中山對社會的不和諧認識基礎上提出的。這不和諧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孫中山痛感“中國現(xiàn)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fā)言或與聞之權。”[2]第二，在經(jīng)濟方面，針對因中國的生產力落后、區(qū)域經(jīng)濟不協(xié)調、經(jīng)濟結構畸形、經(jīng)濟秩序混亂等我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國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的障礙，孫中山提出建立生產發(fā)達、區(qū)域協(xié)調、公平正義、充滿活力的和諧經(jīng)濟。第三，在文化方面，東方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文化形成沖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現(xiàn)實差異。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不同的行為方式，都需要創(chuàng)新文化和主流價值觀進行對話、融會、整合與引導。最后，在個人經(jīng)歷方面，與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孫中山學習中國經(jīng)史，不但對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義思想情有獨鐘，而且完全繼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痹缒暝诤Ｍ鈱W習、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崇尚西方民主。他為了民族和諧，一生為之奮斗。

(二)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發(fā)展過程。

1894年11月，孫中山成立資產階級早期的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要“驅逐韃虜，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口號。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chuàng)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這樣看來，我們并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盵3]他明確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就必須推翻滿洲貴族的統(tǒng)治。但這一時期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還是處在狹隘的排滿狀態(tài)。1905年同盟會成立，同盟會的章程中規(guī)定“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4]為盟會的政治綱領，同盟會成立以后，“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思想已經(jīng)漸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報發(fā)刊詞》中孫中山把這個政治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三民主義，后來統(tǒng)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則是孫中山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綱領和原則?！皾M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壓迫制度，實現(xiàn)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國的統(tǒng)一和“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實現(xiàn)“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狹隘的革命的民族主義變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義。

新三民主義時期，孫中山的民族觀產生了新飛躍，在反帝為首要任務和民族自決原則上，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基本上達成一致，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國民革命時期的旗幟。孫中山先生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從“民族自治”到“必須喚起民眾，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1]。為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為克服民族自卑感、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孫中山的和諧社會思想依據(jù)中國國情而形成并不斷發(fā)展的，并經(jīng)常將其作為論證和諧社會的依據(jù)。

(一)政治領域。

政治領域分別體現(xiàn)在政黨和政權方面：第一，政黨問題。孫中山不僅領導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國不能僅有一政黨，若僅有一政黨，仍是專制政體，政治不能有進步。吾國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國政治無進步者，獨裁之弊也……要皆為利國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終有不適之時，學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優(yōu)之點”[6]。力圖把政黨政治引入到中國的軌道，推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現(xiàn)代化進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權問題。孫中山抨擊了其黑暗現(xiàn)狀，專制政體的種種弊端。他對民國的政治藍圖作了精心規(guī)劃，高舉“廢除專制，實行共和”的大旗。通過權力的分解、制約而達到社會和諧，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領域。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很早就具有了“和諧”的意識。道家宣揚的“天人合一”說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們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處、平等對待，社會財產為公共所有，孫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會，對以后國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廣泛的影響。與我們今天所倡導建設的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在民族共和下，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共和”類似于現(xiàn)代人們所說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義體制，就是說，在同一個體制下，各種文化和宗教和平共處。文化多元主義的本質不是讓各種文化的載體居住在特定的空間，而是在同一空間里，各種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動。各民族之間的日?；訒l(fā)展出一系列的行為規(guī)范，有助于和諧狀態(tài)的達成。因此，繼承發(fā)揚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應當與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xiàn)代國家有機結合起來。

(一)正確理解孫中山的民族和諧的內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民族自治”到“中華民族為統(tǒng)一體”等這些民族和諧思想。孫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須獨立”、“祖國必須統(tǒng)一”、“天下為公”等思想文化，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這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文化層面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是對孫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時代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發(fā)展。

(二)民族和諧的內涵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民國建立以后，孫中山更是重視一個和平的環(huán)境對于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統(tǒng)一”，表示自己一定要盡心竭力，實現(xiàn)敦促和平統(tǒng)一，并倡導南北議和，以實現(xiàn)祖國的和平統(tǒng)一。但是，恰在祖國大陸迅速崛起的時候，在海峽對岸“臺獨”勢力最為猖獗的時候，“臺獨”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必須從正反兩面提醒中國人。在對待“臺獨”的態(tài)度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從構建和諧世界的大視野出發(fā)，本著兩岸的互贏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極大地改進了兩岸關系的生態(tài)。對等、對話、對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對立、對抗、對壘。因此，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三)民族和諧思想是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參照標準。

孫中山在就職演說中莊嚴宣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盵7]民國成立，他強化民族和諧，依法打擊民族分裂勢力。這對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提供了借鑒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國少數(shù)民族、民族地區(qū)、民族關系的面貌都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以雄辯的事實印證著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大家庭里，進行多民族間的多維交流與對話、健全民族和諧的制度保障，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觀念將有助于我們實現(xiàn)民族和諧，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發(fā)展。中國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fā)展，充分發(fā)揮民族政策對民族和諧發(fā)展的促進作用。

考慮民族問題的同時，不能無視宗教。《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guī)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7]。這對中國共產黨處理宗教問題提供了借鑒意義。1957年1月，周恩來同__在印度新德里談話時明確表示：“我們歡迎發(fā)展宗教聯(lián)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東南亞各佛教國家均要發(fā)展這種聯(lián)系。但是，我們反對那種以宗教為外衣而以政治為內容的活動?！缃枳诮堂x向我們進行顛覆活動，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敝泄彩鶎昧腥珪僖淮翁岢觯尕瀼攸h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發(fā)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

(四)民族和諧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指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前進方向，繼承“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借鑒人類有益文明成果，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guī)范，確立牢固的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是社會和諧的精神紐帶和思想基礎。孫中山崇尚以人為本，重視人生價值，倡導自由、平等和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下大同”、“中華民族和諧統(tǒng)一”等文化思想傳承了五千年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一種不斷地豐富發(fā)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內在含義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等先進理論有著眾多不謀而合之處，是以科學理性精神、人文價值精神為支撐的現(xiàn)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會主義和諧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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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五

摘要：中國社會在鴉片戰(zhàn)爭后，進入了近代的進程，并且隨之發(fā)生了眾多的變化。兩次戰(zhàn)爭之后，廣大人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侵入的不斷深化，幾近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權利的不斷擴大，帶給了古老中國無休止的戰(zhàn)火。這兩次戰(zhàn)爭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響了中國？中國的社會進程又發(fā)生了怎么樣的變化？本文重點描述了這些。

關鍵詞：鴉片戰(zhàn)爭、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自然經(jīng)濟、洋務運動、海關。

一、兩次戰(zhàn)爭，一種命運。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以發(fā)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同時這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1839年6月3日至21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2]。英國殖民主義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國內閣正式?jīng)Q定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4月英國國會正式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懿律()統(tǒng)率4000侵略軍，乘艦船40余艘到達廣東海面并封鎖珠江口，鴉片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

此時，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無疑，統(tǒng)治階級中的妥協(xié)派占據(jù)了主導，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查辦；沙角、大角、虎門炮臺相繼失守，定海、寧波、鎮(zhèn)海相繼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讓戰(zhàn)火在古老的東方國度持續(xù)燃燒了兩年零兩個月，最終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自此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社會開始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09年水深火熱的日子！

當中國國內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法兩國在美俄的支持下，對中國發(fā)動了新一輪的侵略戰(zhàn)爭，并以此來擴大鴉片戰(zhàn)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史稱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

1860年10月，無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與英法侵略者簽訂《北京條約》，至此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兩次鴉片戰(zhàn)爭，古老的東方國度——中國，在清朝統(tǒng)治者的帶領下，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千萬萬中國人民都面臨著一種命運——用槍炮和鮮血來換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民族自由！

二、兩次戰(zhàn)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兩場久遠的戰(zhàn)爭，中國恥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陣陣槍炮聲，一聲聲吶喊聲中拉開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義者，帶著資本主義的各類成果來到了中國，從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進程。

（一）海關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變化。

兩次戰(zhàn)爭用武力叩開了中國的國門，在此便不得不先談一下清代海關的變化。

可是現(xiàn)在，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僅用武力口開中國國門，而且用兇殘的暴力將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硬生生地剝離，更有一些殖民主義者敏銳地察覺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列強共同爭奪的國家中建立一個完全殖民地性質的海關機構，事實上是很難行得通的。”[6]咸豐九年(1859)，在海關司稅李泰國的緊逼下，清廷將總稅務司升格為中國海關行政的最高首腦，并委任李泰國為近代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這位大英帝國的海關代表，不僅“霸占”了中國海關的最大權利，還在其任期內將司稅改為稅務司，稅務司的實際地位就相當于各地海關行政之最高長官。此外清廷的海關系統(tǒng)還包括：海政局、同文館和郵政局。

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武力、利誘官員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清廷海關大權，為其傾銷工業(yè)產品，掠奪原材料及初級產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國封建政權。英、美、俄、法等國的公使聯(lián)合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此時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適應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從清朝封建統(tǒng)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并與外國侵略勢力關系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產生了，即所謂的洋務派。他們?yōu)榫S護清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前期，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yè)，所謂的“自強新政”。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設立江南制造總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由因國人馬格里督辦的金陵制造局。但這些企業(yè)大都工作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低劣。在興辦軍事工業(yè)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即籌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

后期，從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yè)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yè)，以供應軍用工業(yè)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以“求富”。其中規(guī)模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創(chuàng)立的輪船招商局，1876年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把髣张伤k新式企業(yè)均為官僚商辦企業(yè)，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借的經(jīng)濟體系。洋務派興辦這些企業(yè)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tǒng)治，并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資本主義企業(yè)實際上就包含著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盵7]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些企業(yè)中緩慢的成長。

（三）西方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jīng)濟。

其解體的具體表現(xiàn)為：

從鴉片戰(zhàn)爭后，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zhàn)爭之前的時期內，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傾銷下，與農業(yè)結合的手工業(yè)尤其是棉紡織手工業(yè)開始解體，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依賴于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中國農業(yè)經(jīng)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著重分析的幾個方面，是兩次鴉片戰(zhàn)爭后，對中國歷史影響較為長遠和深刻的方面，下面來描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下依然存在的幾個其他方面。

在洋務運動創(chuàng)辦近代企業(yè)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xiàn)了一批商辦企業(yè)，如：1866年的上海發(fā)昌機器廠，1873年的繼昌隆繅絲廠，1878年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yè)構成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業(yè)在中國的出現(xiàn)，使得中國產生了第一批近代產業(yè)工人，他們形成了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并在此后30年的時間內，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fā)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

另外在鴉片戰(zhàn)爭后，地主階級改革派效法和學習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后逐步發(fā)展為維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

五、結束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飽經(jīng)了109年戰(zhàn)火紛爭的中國人民，終于可以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遠的戰(zhàn)爭不是只能活在我們的回憶當中，我們要居安思危，時刻謹記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自尊自強，從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chuàng)未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著：《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頁。

【2】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3】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對華戰(zhàn)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39頁。

【4】賀翼柯，《戈登在中國及蘇丹》，見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48頁。

【5】《熙朝紀政》卷六，《紀英夷入貢》附《敕諭英吉利國王二道》。

【7】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9】毛澤東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頁。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六

摘要：近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從左宗收復新疆，胡雪巖與洋斗商,到張謇實業(yè)救國，康梁戊戌變法，六君子橫刀向天笑，再到黃興雨花臺起義，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軍閥混戰(zhàn)，北伐戰(zhàn)爭。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卻演繹出一系列驚天動地的故事。但決定歷史的是人，是那個時代的人，是一批用熱血與精神相交織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從救亡圖存的角度說是一部人物史。本文從各階層角度分析近代人物為何紛紛涌現(xiàn)的原因，又從整體以及歷史淵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斷涌現(xiàn)的規(guī)律。從晚清到辛亥，人物構成了近代那獨一無二的旋律，他們的出現(xiàn)對今天仍有啟示意義。

關鍵字：鴉片戰(zhàn)爭;農民階級;資產階級;革命;愛國主義。

縱觀中國近代史，既是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勾結中國封建統(tǒng)治者把中國變?yōu)榘胫趁竦匕敕饨ㄉ鐣那枋?也是中國人民不斷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抗本國的封建統(tǒng)治的抗爭史;同時更是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政治派別探索國家出路的探索史。這種抗爭與探索，對外以反侵略、捍衛(wèi)民族獨立為旗幟;對內以反專制獨裁、爭取社會進步為核心，抗爭與探索互相交織，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fā)展.中國人的不屈精神與愛國主義演變成救亡圖存的原動力，同時由于社會的復雜性，各階級亦懷投機主義，對紛爭亂世產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時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國人自立自強。

從晚清開始，鴉片戰(zhàn)爭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國夢幻中的地主階級愛國知識分子，于是他們開始注目世界、關心時局、尋求強國御侮之道。如林則徐虎門銷煙為的是強健國民素質，維護國家長遠，魏源編著海國圖志為的是開啟民智，而洋務運動則為富國強兵，但也有增強自身在朝威望。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國人愛國主義，自強自立之道?？梢哉f是時代危機感促使先進人士投身救亡圖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勢力依舊強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運動革新屢遭失敗，也為亂世梟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筆。

晚晴社會動蕩，稅收苛刻，加上體制死板，科舉制度依舊存在，小農經(jīng)濟依舊占據(jù)主導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傳播，激發(fā)了一些底層知識分子的救國思想，于是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從白蓮教，太平軍起義，到捻軍起義皆系晚清體制腐敗，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舉屢次不中，卻以一本***小冊子而轉變思想，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奮斗之志。而石達開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決定起義而救天下于水火中。農民階級的救亡圖存運動，使最廣大的中國人民更加覺醒，為后來革命人物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先決性條件。

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畢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狹隘性，各階級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國內部的分裂，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巖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懷系李鴻章一派，兩者互斗，加之面對外國商品的輸入而束手無策，從而導致胡破產的悲劇。這就迫使資產階級出世以再救中國。

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外來資本主義的入侵激發(fā)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誕生，而政府對民間設廠的放松，近代教育的發(fā)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學思想的進一步傳播，甲午中日戰(zhàn)爭又一次敲響了地主階級無能的警鐘，資產階級維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臺。從“公車上書”演化為社會運動到百日維新，其要在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是愛國的進步思想，因為它把維新思想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如康有為經(jīng)過學習，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梁啟超更如是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接著，譚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創(chuàng)立湘報，文化傳媒有影響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進的中國人，使之為國家自強民主而奮斗。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為了加緊對中國進行經(jīng)濟侵略，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和角逐，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辛丑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此時民族資本主義又有所發(fā)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限制和阻礙。而改良派的失敗，使資產階級內部不斷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腳。一時間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筍般林立天下，黃興以勇健開國，而寧靜持身，并貫徹實行。孫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為自己的座右銘，強調要“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chuàng)”。而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將思想解放的革命壯士，為近代后期的人物傳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種。

但改良派以及舊勢力亦投機革命，局勢的復雜性使各方人物輩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個時代容易將能臣變?yōu)榧樾邸Ｈ缭绖P竊取革命果實，后期軍閥混戰(zhàn)。而對革命后未來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斷堅定信念，為之前行。如蔡鍔舍榮華富貴而投身于護法戰(zhàn)爭。一時之變卻造就了不同人生，亂世，亦是個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時代，更是天下理想成為朝陽的時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種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閘般涌流而出。思想改變人，意識的能動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業(yè)家，政治家以及社會各階層知識分子各言自我觀點。陳獨秀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使新青年變?yōu)橐环狡脚_，蔡元培貫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使北大成為一方陣地，魯迅更是剖析中國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國人更加認知自我。而優(yōu)秀思想對人的巨大影響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圖存。

愛國主義始終是救亡圖存的核心動力。自古從岳飛的精忠報國，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當代的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無不體現(xiàn)人物舍不開救國，救國離不開人物。而近代則是愛國主義從古向今過度的一個時代，愛國從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斷認識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斷有近代人為大我舍小我，成為不朽的靈魂，而這種靈魂又影響下一代人再去拋頭顱撒熱血，以致近代愛國人士源源不絕。

越是束縛人性的社會，越能激發(fā)人的潛在的自由思想。如烏托邦主義就是中世紀陰霾散去后方才綻放光芒。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也希望建立一個老有所養(yǎng)，病有所醫(yī)，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理想社會。為此理想社會，受千年封建壓迫的中國在近代不斷出現(xiàn)為此奮斗的仁人志士。

長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國家變革具有階級派別遞進性，類似于達爾文進化論，地主階級腐敗，農民階級落后，繼而資產階級改良派成為變革國家的主導，而其局限性又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國家的原因之一，而資產階級亦有其局限性與軟弱性，這就需要無產階級去將革命進行到底。這種階級遞進性不斷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時在遞進的過程中又有不少梟雄誕生，但在中國統(tǒng)一的大局中，他們畢竟只是曇花一現(xiàn)。

亂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發(fā)性增長。自古以來，亂世是人才最多的時代，百家爭鳴產生于先秦，東漢末年卻英雄輩出，魏晉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異彩，而近代則不斷出現(xiàn)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割據(jù)一方的軍閥梟雄，影響當代的革命領袖。近代的確是一個面臨內憂外患的亂世，而各階層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與亂世的獨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顯神通。

近代是古中國文化與先進西方文明相沖擊的時代，儒學中尊重儒士的風氣依舊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搖扇墜怒罵袁世凱，梁啟超敢入軍營行談判。中華文化中重文輕武的禮節(jié)依舊存在，這種傳統(tǒng)風氣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斷出現(xiàn)的原因之一。

總結。

時代造就人物，而歷史根性亦為造就人物奠定基礎。人物輩出的時代定有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在今天人有借鑒之處。而縱觀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無論是英雄還是梟雄，他們的出世則需時代的驚天一變。近代史是一部驚天動地的歷史，諸多仁人志士，人杰梟雄因這個時代而綻放光芒。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時代的發(fā)展，以及歷史的影響決定了他們的非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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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鴉片戰(zhàn)爭與近代中國》蕭致治著。

【8】《民國人物列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9】《尋辛亥革命之路》劉建強羅歆宏著。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七

摘要問題討論法教學是創(chuàng)新教育教學方法之一，能夠較好調動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本文通過闡述問題討論法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教學中的必要性和具體實施方案以及運用過程中應該注意的事項，以期增強學生的問題意識，提高《綱要》教學的實效性。

關鍵詞問題討論法教學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

"outlineofchinesemodernhistory"。

xuying。

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he'nan450044)。

abstractdiscussionmethodteachingisoneofinnovativeteachingmethods,itcanbperdescribestheproblemthroughdiscussionmethodinthe"outlineofmodernchinesehistory",thenecessityofteachingandthespecificimplementationanduseoftheprocessshouldpayattentiontoinordertoenhancestudents'awarenessoftheproblemandimprovethe"outline"ofteachingeffectiveness.

《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是我國高等學校本科學生必修的一門歷史課程，其內容主要介紹中國自1840年以來抵御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自強、實現(xiàn)中國人民解放的歷史，使大學生進一步認知中國的國史、國情，并增強對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信念，提高運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分析評價歷史問題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能力。要想達到這樣的教學目的，問題討論法教學是一個很好的手段。

1“問題討論法”在《綱要》教學中的必要性。

“問題討論法”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為解決某個問題而進行探討、辨明是非真?zhèn)?，獲取知識的方法，也是一種以學生自己的活動為中心的教學方法。首先由教師提出問題，引起學生興趣，繼而引發(fā)討論，在討論中探究問題的本質，最后由教師總結，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很多中學思政課都采用了問題討論法教學，但是進入大學以來，因為許多《綱要》課采用了大班授課，有些老師就認為采用問題教學法在教學內容安排、教學進度上都有難度，因而不再用這種教學方法，殊不知大班授課也同樣可以采取問題討論法教學，只要創(chuàng)立問題合理，教師引導有方，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問題討論法”教學可以激發(fā)學生學習《綱要》課的興趣?！毒V要》課部分內容和中學課程存在著重合現(xiàn)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如果簡單重復課本內容，就很難突出重點、挖掘新意。對“90后”大學生來說，他們對重復學習的內容極易產生厭煩情緒。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fā)生，就需要改變理論說教的形式，讓學生帶著興趣去學習，積極參與課堂教學，發(fā)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問題討論法教學就顯得非常重要。第二，“問題討論法”教學有利于對學生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總結。《綱要》課講述了1840年至今170年的歷史，時間跨度長，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紛繁復雜，很多學生面對這些問題，摸不著頭緒，不能準確把握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而問題討論教學法采用問題導入，讓學生深入認識問題的本質，以及引起問題的前因后果，由此及彼的認識相關問題，舉一反三，觸類旁通，能夠科學地理解和掌握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第三，采用問題討論法教學還可以提高學生評價歷史問題、辨別是非的能力。在對問題的討論過程中，通過對有關歷史事件、人物的分析，讓學生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使問題簡單化，讓學生不被表面現(xiàn)象所迷惑，找到促使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合力，從而提高辨別歷史是非的能力。眼下在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些不符合歷史發(fā)展觀的看法，比如某些人提出“侵略有功論”、“非暴力革命論”等，90代大學生對這些歷史問題知道的史料少，容易被誤導，也容易感到迷茫。這就需要把《綱要》課程中有些有爭議的、并且容易讓學生歷史思想混亂的問題明確的提出來，讓他們在問題討論中比較分析，通過以事實為根據(jù)的爭辯，找出問題的本質所在，存真去偽，從而達到是非分明的目的，很好地解除學生的困惑，也提高了他們分析歷史問題辨別是非的能力。

2問題討論法教學的具體實施方案。

“問題討論法”教學的關鍵是在教和學的過程中，要充分發(fā)揮學生的主體或中心作用。正確運用該教學法，學生主動學習的舞臺就可以很好的搭建，學生活躍的思維就能很好的體現(xiàn)。否則，就成了只有教師唱獨角戲了，教學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說“問題討論法”的實施是有條件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實施：

2.1討論問題的內容準備。

課堂問題討論，教師要通過展示某個教學問題，去引導學生發(fā)表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或對某些觀點進行比較全面的論證。所以，我們老師提出問題時要深思熟慮、精心策劃，而不是隨意信手拈來，所提問題要讓學生感興趣，只有這樣，他們才會話有所說，理有所辯。一般來說，問題的選擇要遵照這樣幾個原則：第一，符合歷史學規(guī)律前提下，有典型性和針對性。問題討論教學的目的是使教學任務更好的完成，所選擇的問題一定要體現(xiàn)《綱要》課的教學目的，要抓住理解和應用理論的關鍵提出問題。使討論能擊中要害，辨出是非，在學生知識和發(fā)展方面起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作用。第二，設問要生動具體。創(chuàng)設問題要達到明確具體，易于學生理解，題目形式要生動，問題的提出要能引人入勝，以利于激發(fā)學生的興趣。第三，具有系統(tǒng)性和啟發(fā)性。在充分解讀綱要教材的基礎上，將本課程要選擇的問題作一系統(tǒng)性的規(guī)劃，不能僅僅拘囿于某一問題，要注意設立問題之間的關聯(lián)性，問題的敘述要有利于啟發(fā)學生的思維，涉及的知識要從學生已有知識出發(fā)逐漸接近未知，要有深度和廣度。比如說在上編綜述中選擇“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這樣一個學生了解但又不完全知道的問題，讓學生討論，既可以激發(fā)學生的求知欲，又可以讓學生有話可說，經(jīng)過討論辯駁，讓學生深入了解到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的清嘉慶朝時，中國已經(jīng)大大落后于西方了，鴉片只是戰(zhàn)爭的一個導火索，沒有鴉片，帝國主義同樣會找其它借口侵略中國，這樣就會使學生深入理解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的歷史必然性，學生就會清醒認識到要想改變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動局面，就必須有新的進步社會形態(tài)來代替封建主義，讓學生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有比較全面的深刻的認知，多方位、多棱角的去看待中華民族的近現(xiàn)代歷史。

2.2組織好課堂討論。

課堂討論是問題教學法的核心，學生一般按照10人分組，各小組認真討論，教師要在教室時刻關注學生的活動，留心觀察學生在討論中所出現(xiàn)的問題，還要避免有些同學不發(fā)言，盡量使每一位同學都要參與到討論中。討論完畢后，由各小組指定一名學生發(fā)言。發(fā)言的學生也要回答其他小組提出的問題，甚至可以對同一問題產生的不同觀點展開辯論。

2.3教師歸納總結。

通過對某個歷史問題的分析、討論獲得對問題的正確認知，以此提高大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是問題討論教學法的最終目的。所以，教師在學生討論后要及時的歸納學生的觀點，并對其進行適當?shù)狞c評和歸納總結。如同學的發(fā)言是否主動、討論課堂問題發(fā)表的言論觀點是否符合歷史和社會規(guī)律、分析問題是否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老師要中肯的指出發(fā)言學生所得結論的優(yōu)點和不足，讓學生學會分析矛盾，把握重點，使問題教學法發(fā)揮其最大的課堂效果。比如，在對“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帶來了什么”這一歷史問題進行教師歸納總結時，老師就要明確指出，鴉片貿易本身就是一種非法貿易，其致使白銀外流，國民身體素質下降，帶給中國人民不可估量的損害。另外，中國政府禁止鴉片貿易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措施，英帝國主義以此為借口侵略中國是沒有道理的；第三是帝國主義通過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是其侵略本性使然，主要是想把中國變成他們原料產地和商品輸出地；第四是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現(xiàn)代化，而且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最后指出中國近些年的崛起是1978年改革開放帶來的。這樣就使學生了解到帝國主義侵略是中國發(fā)展的最大障礙，我們只有靠自己發(fā)展，才能屹立世界之巔。

3問題討論教學法在實施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3.1準備工作要充分，控制好討論時間。

運用問題討論法教學，涉及到的教學內容比較多，這就要求我們歷史學老師要具有較寬的知識視野和良好的歷史學、社會學理論基礎，老師應提前準備好充足的歷史和社會學資料等，甚至要預測到討論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不僅如此，老師還要有序的控制好問題討論，對教學各個環(huán)節(jié)要進行有準備的合理的布置和策劃：一般來說，要把需要討論的問題提前布置，要求學生提前做好預習和準備，可以給學生推薦一些書目，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提高學生的史論水平。同時教師要控制好課堂討論時間，既讓學生進入到討論狀態(tài)，又不能影響教學進度。

3.2教師的正確引導作用。

在問題討論教學實施時，老師要做好對學生的引導，要讓學生明確本次問題的主題思想，避免在課堂上發(fā)生“跑題”的情況。如對于“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帶來了什么?”這一歷史問題，首先要明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有些學生可能會受到目前社會上某種不健康觀點的影響，在學生中會存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給我們國家輸入了先進的思想或技術，更甚者會認為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早期侵略，就沒有中國的現(xiàn)代化的認識。教師對這些問題要有充分的了解，在學生討論時要及時給予正確的引導，幫助學生正確解決這些問題。

3.3啟發(fā)式教學不容忽視。

教學的主體是學生。啟發(fā)式教學的采用可以可以讓學生變成有主體意識的學習者。啟發(fā)式教學是問題討論教學法要經(jīng)常采用的。第一，設計討論問題時，老師不能單單從自己的主觀出發(fā)，自己想出什么題就出什么題，要考慮大學生所學習的專業(yè)、知識視野等來進行問題的選擇。例如，針對文科專業(yè)的學生，設計問題時要相對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而對理工醫(yī)學科專業(yè)的學生來說則要選擇比較容易一點的問題。第二，要布置任務，讓學生充分利用大學圖書館或網(wǎng)絡搜集資料，為進行問題討論做應有的素材準備，引導學生自己思考與分析，一步一步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點，讓學生自己總結出規(guī)律，最終解決問題。

總之，問題討論法教學是提高《綱要》課教學效果的有效方法，如何創(chuàng)設問題，組織好課堂是一項教學藝術，我們要更多地了解青年學生實際和社會問題，不斷總結經(jīng)驗，努力提高課堂教學的實效性。

河南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guī)劃課題編號：2009-jkghag-082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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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程實踐教學模式研究.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10.12.

[3]錢文艷.“問題教學法”與“梯度性提升學生問題能力――以《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課程為例.安徽農業(yè)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1.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八

51【。

一、中國近代史是中華民族從飽受屈辱到贏得獨立解放的非凡歷史。

回望歷史，從1840年開始，我們的國家便進入了噩夢的時代。歐美列強紛紛入侵，為打開我們的國門大費周折，甚至不惜動用令人發(fā)狂的鴉片，可謂手段卑鄙之極。鴉片腐蝕了國人的心靈，摧殘了國人的身軀，還“騙”去了大量國人的白銀。而僅僅因為林則徐的禁煙，就不惜動用稱霸大西洋的強大軍艦侵入我國廣東沿海，中國的美麗海島—香港，也在此次戰(zhàn)爭中被無情的奪走了，多年來飽受英國佬的欺凌。此后，俄國佬，美國佬，德國佬，也趁火打劫，盜走了我國大片的領土和無數(shù)的白銀。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洗劫紫禁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緊接著與我們隔海相望、一衣帶水的鄰邦—“小日本”，竟然也想來分一杯羹。美麗的寶島臺灣，硬生生的被人家從手里奪走了，可悲、可痛??！

二、“中國夢”就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

2012年11月29日，于人民大會堂隔天安門廣場相望的國家博物館，當。

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的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第一次闡釋了“中國夢”的概念。他說：“我以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他稱，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xiàn)，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xiàn)。在今年的兩會上，“中國夢”成為一個熱詞。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發(fā)表重要講話：“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敝袊氯螄抑飨暯?7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向全國人大代表發(fā)表自己的就任宣言。夢想是激勵人們發(fā)奮前行的精神動力，當一種夢想能夠將整個民族的期盼與追求都凝聚起來的時候，這種夢想就有了共同遠景的深刻內涵，就有了動員全民族為之堅毅持守、慷慨趨赴的強大感召力。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偉大夢想和共同愿望，也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主題。

三、“中國夢”引領中國人民走正確的道路。

夢想連接道路，道路決定命運。沒有正確的道路，就無法匯聚各方的力量，再美好的夢想也無法實現(xiàn)。90多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歷經(jīng)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勝利，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事實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xiàn)“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當前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xiàn)這個目標。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我們創(chuàng)造了同期世界上大國最快的經(jīng)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最快的外匯儲備增長速度、最快且人數(shù)最多的脫貧致富速度、最大規(guī)模的社會保障體系；今天的世界對中國信息充滿饑渴、對中國奇跡充滿驚嘆、對中華文化充滿興趣，今天的中華民族越來越走向世界舞臺的顯著位置，贏得越來越多的民族榮耀與民族尊嚴。鴉片戰(zhàn)爭以來170多年的“中國夢”，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更加現(xiàn)實。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們正經(jīng)歷空前的社會巨變：經(jīng)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們的價值追求也越來越多元多樣。然而，價值追求的多樣化并非與最高理想的截然對立，多樣化的存在往往推動著人們對最高理想的意義作出更深的理解，強化著人們對最高夢想的渴求，也為“中國夢”的實現(xiàn)注入更多的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描繪了人們美好生活的藍圖，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和科學路徑，把每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聯(lián)系起來。今天，繼續(xù)“中國夢”的“圓夢”之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疑是唯一正確的途徑。

已與我們緊密的聯(lián)系在了一起，我們?yōu)橹袊鴤模瑸橹袊鴼g樂。

四、大學生與“中國夢”

作為一名90后大學生，我們的成長和生活的條件無疑是非常優(yōu)越的，不同的成長環(huán)境導致我們和長輩有著不一樣的想法，長輩們總是說我們這群90后的孩子是——目光千里之外，兩手屁股之后。看得上的夠不著,夠得著的看不上，想得多，做得少，是浮躁輕狂的一代，但是我想說——90后的我們是敢想的一代，是懷揣著各自的夢想成長的一代；90后的我們不是隨意綻放的花朵，因為我們是為了理想而綻放的一代；90后的我們是為了理想而一次次的撞了南墻不回頭，想盡各種方法，努力跨越困難，是向理想的征程奮進的一代；90后的我們是一群渺小的蟻族，終日為了理想而忙碌奔波的一代；當我們把抽象的夢想變成一件件具體的事情的時候，我們卻發(fā)覺我們離夢想是那么的遙遠，但是我們卻不放棄，不拋棄我們的夢想，通過自己的努力，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的做好每一件事。雖然我們每天都會遇到許多的事兒，只不過區(qū)別在于有好有壞而已，但是，我們只是將這些事兒放到今天以前，雖然明天，它們還會跟我們迎頭相撞，但是我們的態(tài)度是——我們誰也不怵這些事兒！不論好與壞，我們都會揚手闊步的去迎接每一次的挑戰(zhàn)！

業(yè)、愛情，面對人生中一個又一個的十字路口，我們毫不猶豫，選擇自己想走的道路，皆因為心中有夢，用這個夢來支撐著我們去面對人生中的種種不順利與挫折；人生本是時而輸，時而贏，常常頭破血流，但仍永往直前，皆因心中有夢；心靈傷痕累累卻日漸豐盈，即使犯了錯，闖了禍，沒關系，因為我們還年輕，我們還有的是時間去改正。假如說錯誤是我們成長的代價，那么改錯就是我們成長的過程。

【因為年輕，所以我們常常會犯錯，只要不放棄最初的夢想，及時的改正補救，就永遠不會失去救贖自己的機會，因為在青春的字典里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成長卻永遠始于困惑。生命不息，運動不止，大學生正處于人生中最有精力的時期，我們更要努力，要有愈挫愈勇的精神！如今的社會日益浮躁，我們大學生不該沉淪，要有為國之中流砥柱的勇氣，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精神！

少年強，則國強；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則國屹立于世界！】。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九

中華民族是一個優(yōu)秀的民族，擁有著五千年的燦爛文化。然而在其漫長的歷史中，始終與之伴隨的卻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在專制統(tǒng)治下，廣大民眾始終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過著自給自足的封閉生活。而在歷代統(tǒng)治者的眼里，華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國，無需與外夷通聯(lián)。到了十九世紀中后期，也就是統(tǒng)治中國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滿清的后期，這種封閉性與落后性更加突出。與清政府統(tǒng)治下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的世界正在飛速發(fā)展，特別是在歐洲，自工業(yè)革命之后，經(jīng)濟發(fā)展的速度已經(jīng)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先進的技術和現(xiàn)代文明，不僅給歐洲民眾帶來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還給歐洲民眾帶來了民主和自由。

隨著資本主義如雨后春筍般的迅猛發(fā)展，歐洲大陸已經(jīng)遠遠滿足不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強將目光不約而同的投到了一個地方：那個曾經(jīng)被馬可波羅稱之為遍地是黃金的古老東方國度-中國。通商請求屢遭清政府拒絕的情況下，西方列強用鴉片和大炮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此時的中國，由于統(tǒng)治者長期以來堅持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受到了嚴重的制約，已與世界特別是歐洲有相當之大的差距。與西方列強的幾次戰(zhàn)爭，中國均已失敗而告終;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已經(jīng)成為當時對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與戰(zhàn)爭失敗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致使中國成為了長達一個世紀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面對著亡國的危機，一些愛國之士，紛紛獻言獻策，想要變法圖存，拯救這個危亡的國家。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shù)千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皇帝的公車上書?？涤袨樵谧嗾邸渡锨宓鄣诹鶗分忻鞔_反對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力請求維新變革，富強國家。

在這封奏折中，康有為列舉了世界各國興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訓，充分說明了變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緒皇帝痛下決心，盡快確定國家的基本方針和前進方向?？涤袨樘岢隽怂捻椊鉀Q辦法：(1)下詔鼓天下之氣;(2)遷都定天下之本;(3)練兵強天下之勢;(4)變法成天下之治?？涤袨橹赋銮叭椷€只是權益應敵之策，只有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他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經(jīng)驗總結，提出了變法的三條綱領，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開制度局，試圖以此作為指導全國變法的中樞機構。排除守舊派官吏的干擾和抵制，發(fā)現(xiàn)并選拔天下的維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順利推行，以此達到國富民強。

然而康有為所倡導的戊戌變法僅僅維持了百天就失敗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舊派的大力阻擾外，其本身的可實用性及實際影響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眾至始至終都沒有參與到這場政治變革中。無數(shù)的歷史經(jīng)驗證明了：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人民群眾起著決定性作用。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主力軍，他們在充當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的角色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人民群眾的總體意愿和行動代表了歷史發(fā)展的方向，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最終決定歷史發(fā)展的結局。

康有為及其變法者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因康有為幼年時經(jīng)歷過太平天國革命，懂得農民起來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從變法的一開始他們就站在害怕和反對革命的立場上，不敢設想通過人民革命來推翻封建統(tǒng)治，只是希望帝國主義、封建統(tǒng)治階級能夠向資產階級讓一點步，吸收他們參加政權，實現(xiàn)資產階級專政。出于此原因，康有為在變法開始時就實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鑒于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沒有實權的皇帝，希望他能夠以身作則，帶頭變革，從而達到全國的改變;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則是鑒于下層人民群眾起來造反的危機。出于以上種種對人民加以防范的動機，其影響力也不可能深入群眾，從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資產階級改良派具有軟弱性，妥協(xié)性。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一個初步的發(fā)展，這是這場運動的經(jīng)濟基礎。但是當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水平很低，階級力量相當弱小，不具備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條件。

資產階級由于其歷史的局限性，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抱有幻想。他們認為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本國封建主義會應允，西方列強會贊成?？涤袨榈热苏J為只要說服了光緒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維新變法就可以大獲成功。但它們卻放過了最主要的敵人，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一大批守舊官員，他們是利益既得者，改革會讓他們失去好處，所以他們是改革的一大障礙。再有，就是在華的西方列強，他們也不愿看到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強盛起來，所以千方百計的要阻止中國進行改良變革。因此，維新派對內不敢和封建主義決裂，對外不敢同帝國主義進行正面斗爭，幻想以妥協(xié)和退讓來得到本國封建主義、外國資本主義的同情與支持。資產階級的如此妥協(xié)，改良實難繼續(xù)下去，結果卻被中外反對勢力所絞殺。

再次，維新派的影響有限。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鑒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亡我之心日盛。維新派打出了救亡圖存的大旗，以喚起群眾的愛國熱情。但由于維新派自身的缺陷，認識上的不足，嚴重的脫離群眾。所以，維新派所能影響的基本人群只是對當時政治現(xiàn)狀不滿，朦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紳士。

維新派通過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等把這些人員組織起來，并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主張灌輸?shù)竭@些紳士中間去，希望能夠引起他們的共鳴。他們的主張一度得到某些當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強學會成立時，帝師翁同龢、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新建陸軍督辦袁世凱等清朝大員紛紛捐款資助，并列名于會籍，使強學會一時間名聲四起。但這并不代表所有入會的人都真正支持變法，如張之洞是想拉攏康、梁，借他們的名望，壯大自己的實力。而當他發(fā)現(xiàn)維新派的言論主張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圍時，他不但領導了反對維新派的論戰(zhàn)，而且還破壞了維新派的輿論機關。袁世凱起初也是維新變法的積極支持者，譚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凱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說服其舉兵起誓。但是，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勢力遠遠超過光緒皇帝，決定投靠后者。他隨即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隨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守舊派官員，發(fā)動了宮廷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大肆捕殺維新黨人。

光緒皇帝雖然支持變法，但也不能算是維新派的皇帝。光緒皇帝只是把維新派當洋務派的后起之秀來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爭權過程中，光緒皇帝把維新派引以為援，企圖借助他們的力量來取得權力，這樣的歷史現(xiàn)象是很常見的。這些人都不能說是真正的維新派。

綜上所述，戊戌變法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雖然沖破了封建守舊主義迂腐沉悶的空氣，激發(fā)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在社會上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但它畢竟只是在資產階級化的和企圖資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中引起了波動，是一場資產階級的政治改革。其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經(jīng)濟基礎，再加上領導這場改革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具有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所以這場改革的失敗也在情理之中。維新派遭到殘酷鎮(zhèn)壓后，隨著社會階級斗爭的迅速發(fā)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旗幟越來越褪色，終在歷史的長河中淹沒，不難看出戊戌變法的實際影響是極其有限的。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十

新鄉(xiāng)地處河南北部，歷史悠久，自然條件優(yōu)越，在歷史上是傳統(tǒng)的北方內陸城鎮(zhèn)。晚清時期，新鄉(xiāng)與沿海城鎮(zhèn)相比受到西方文化沖擊較小，社會形態(tài)未發(fā)生明顯變化。但到了20世紀初，隨著京漢、道清兩條鐵路交會于新鄉(xiāng)，使新鄉(xiāng)城市發(fā)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新鄉(xiāng)的歷史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響到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因而對于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鄉(xiāng)近代城市發(fā)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鑒于此，筆者結合相關材料，對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發(fā)展過程進行分期研究，總結各發(fā)展階段的特點，探究其發(fā)展規(guī)律。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發(fā)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紀初，新鄉(xiāng)的當?shù)亟ㄖ砸詡鹘y(tǒng)明清建筑為主，建筑材料以傳統(tǒng)的土、木、磚、石為主，延續(xù)著以木構架為主的結構體系。但隨著西方宗教的日漸傳入，新鄉(xiāng)出現(xiàn)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為西式和中西結合式，這也是新鄉(xiāng)最早的新式建筑。這些新建筑對新鄉(xiāng)建筑面貌的改變并不明顯，當時建筑仍以傳統(tǒng)民居為主。

這一時期新鄉(xiāng)最具代表性傳統(tǒng)的民居應為位于今原陽勝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當時陽武縣（今屬原陽縣）最大財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僅主院保存完整，現(xiàn)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主院是北方民居傳統(tǒng)的四合院建筑，有三進院落，房屋74間，皆為硬山頂灰瓦建筑。院落規(guī)劃整齊，坐西面東，屋頂上有五脊六獸，古樸典雅，渾厚莊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對稱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鄉(xiāng)現(xiàn)存的清末民居還有位于鳳泉區(qū)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紅旗區(qū)北關一帶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處民居皆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始建于1882年的衛(wèi)輝南門里天主堂是新鄉(xiāng)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華于1897年進行擴建。該教堂規(guī)模宏大，房屋百余間，為中西結合式建筑。該教堂主殿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中國廡殿頂式的殿身實體，二是仿古羅馬柱廊的殿身虛部，這是西方建筑樣式第一次出現(xiàn)在新鄉(xiāng)。這一時期新鄉(xiāng)還有建于1884年的新鄉(xiāng)縣牧野鄉(xiāng)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陽縣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獲嘉縣中和鎮(zhèn)天主教堂，這些建筑均為中國廡殿頂與古羅馬柱廊的結合。雖然這些建筑數(shù)量少，但對周圍建筑影響較大，模仿者日漸增多。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的繁榮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紀初，隨著京漢、道清兩條鐵路通車，新鄉(xiāng)成為兩條鐵路的交會點。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鄉(xiāng)與天津、漢口、武昌等城市的距離，人員和物資的快速流動極大促進了新鄉(xiāng)近代民族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和新文化的傳播。同時，這一時期外國資本大量進入河南，大量外國企業(yè)直接在河南投資設廠，進行工礦業(yè)生產。在以上因素的推動下，新鄉(xiāng)興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類型、技術、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中西建筑風格不斷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變，當?shù)爻霈F(xiàn)了近代建筑的繁榮景象。

一、住宅建筑。

這時新鄉(xiāng)的住宅大多是傳統(tǒng)形式的延續(xù)，依舊保持四合院的樣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藝。在傳統(tǒng)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這些住宅不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術，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顯改變。

徐世昌公館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傳統(tǒng)住宅，現(xiàn)位于輝縣牌坊街，創(chuàng)建于民國初年，為徐世昌在輝縣活動期間（1909-1911年）的辦公場所，現(xiàn)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公館“原有建筑占地十余畝，左中右三穿三進，九院相連，皆為四合院，主院穿廳……青堂瓦舍，朱門丹窗，方磚鋪地，回廊相連。”（《輝縣文史資料》第9輯）。

新鄉(xiāng)北關勞動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鄉(xiāng)市區(qū)規(guī)模較大的中西結合式住宅，為民國時期新鄉(xiāng)商人李裕達及其三個兒子的私宅，現(xiàn)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按私ㄖ杭扔袧庥舻拿褡逄厣畿^、梁枋、雀替、如意頭、蓮花束腰柱礎等飾物，又摻雜較多的西方建筑設計手法，如精美線角、雕花、門旁扶壁假柱上的渦卷等?！保ā逗幽辖ㄖ贰?，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95年，282頁）該建筑使用油氈瀝青豆粒砂屋面，為新鄉(xiāng)地區(qū)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衛(wèi)輝城內健康路麗湖花園內的王家大樓，建于民國初年，為近代民族實業(yè)家王錫彤私宅。大樓為磚木結構，青磚墻基，具有明顯的西式建筑風格，是新鄉(xiāng)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現(xiàn)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王家大樓整體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涼臺，四周有雙柱走廊。穿過涼臺是寬敞的會客廳，客廳東西各有一室相對。繞過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東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間在“t”字形走廊兩邊，室室相對，20余間，上下兩層基本相仿，上下樓梯均在后部。該建筑樣式精巧，美觀大方，是獨具一格的近代優(yōu)秀建筑。

二、工業(yè)建筑。

新鄉(xiāng)的近代工業(yè)自20世紀初起步以來，逐漸興建了一批紡織、面粉、冶鐵等工業(yè)企業(yè)，這些企業(yè)的廠房多為單層磚木結構，內部空間寬敞，車間有適宜的生產環(huán)境。同時，新鄉(xiāng)也出現(xiàn)了多層的廠房和數(shù)十米高的煙囪。工業(yè)建筑的發(fā)展充分說明建筑的發(fā)展適應了新的工業(yè)生產技術發(fā)展的要求。

這期間新鄉(xiāng)興建的大型工業(yè)企業(yè)，主要有通豐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鐵公司。通豐面粉公司位于新鄉(xiāng)衛(wèi)河北岸，西臨京漢鐵路，主要建筑為一棟五層磚木結構制粉樓，磚墻承重，木梁木樓板。木梁板在震動較大的面粉車間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動荷載。宏豫冶鐵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河北岸黃崗，東臨京漢鐵路，是新鄉(xiāng)最早且規(guī)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鐵企業(yè)。該工廠建筑布局、房屋結構、造型都依照工業(yè)生產所需而設計，其標志性建筑為一座30米高的煙囪，外形修長，粗細得體。宏豫冶鐵公司的煙囪與通豐面粉公司的五層制粉樓相互呼應，構成當時新鄉(xiāng)衛(wèi)河北岸的一大景觀。

三、公共建筑。

伴隨著新鄉(xiāng)近代化城鎮(zhèn)的發(fā)展，醫(yī)院、文化場所、學校、車站、辦公樓等新式公共場所開始出現(xiàn)，展示出近代社會變革中的新鄉(xiāng)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濟惠民醫(yī)院，舊址位于衛(wèi)輝市新鄉(xiāng)醫(yī)學院第一附屬醫(yī)院院內，現(xiàn)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該建筑為西式風格，后于1920年完成擴建，為磚、木、鋼筋混凝土結構。主樓為四層內廊式雙面病房樓，中廳設樓梯，兩側對稱布置，并設有暖氣和隔火墻。該建筑集中體現(xiàn)了中西合璧的風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磚石結構再加上傳統(tǒng)樣式的屋頂，是中國建筑從傳統(tǒng)建筑到現(xiàn)代建筑過渡的一個典范。同時，這一時期新鄉(xiāng)還有同善醫(yī)院和國光醫(yī)院，這些醫(yī)院布局合理，造型簡潔，為近代醫(yī)療衛(wèi)生建筑的代表。?新鄉(xiāng)文化建筑出現(xiàn)較晚，直到1927年馮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發(fā)展。1927年以后，新鄉(xiāng)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戲院、中山圖書館、新聲戲院、河朔圖書館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圖書館當屬這一時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圖書館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一橫街北頭的衛(wèi)河公園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層宮殿式辦公及閱覽大樓動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圖書館為近代著名建筑大師楊廷寶設計，是一座“工”字形宮殿式三層磚鋼筋混凝土建筑，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國民族特色與西方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特點。主樓外觀為民族建筑風格，里邊是西式設施，光線充足，館內有新聞雜志社、文物陳列室、演講室等，可容納300余人在此閱覽。

自20世紀20年代，新鄉(xiāng)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發(fā)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發(fā)展起來。1913年建造的衛(wèi)輝中學堂教學樓，是新鄉(xiāng)地區(qū)現(xiàn)存最早的教學樓。該教學樓為二層磚木結構，“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兒墻、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墻壁柱等近代建筑處理手法，使用玻璃、紅機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頁）。1930年建成的私立靜泉中學（今新鄉(xiāng)市第三中學），位于新鄉(xiāng)市姜莊街今市衛(wèi)生學校院內，該學校續(xù)建的“廿一”教學樓為磚木結構三層雙面樓房，門廳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獲嘉縣中和鎮(zhèn)天主教堂學校，為兩層磚木結構樓房，“教學樓門窗過梁、基礎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鋼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懸挑鋼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鄉(xiāng)是第一次出現(xiàn)。此外，還采用了單斜梁兩側雙懸挑踏腳板式的木樓梯，亦屬本地少見”（同上，121頁）。

道清鐵路新鄉(xiāng)車站于1904年建成，后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車站票房一座。該票房位于新鄉(xiāng)車站北端，今建國路西側，為英國人設計。站房9間，坐東向西，設廁所、月臺、風雨棚，仿西歐票房樣式。票房由四個功能區(qū)構成，功能區(qū)內部開門，相互通達。四個區(qū)中北區(qū)辦公、調度，南區(qū)售票、后勤，中間兩區(qū)候車。

建于1933年的新鄉(xiāng)第四督察專員公署辦公樓，位于今新鄉(xiāng)市東大街路北，該建筑為新鄉(xiāng)行政管理機構和最高行政長官的辦公場所。辦公樓坐北朝南，為二層磚石結構房屋。主樓為東西走向，東西兩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樓，因而整個辦公樓為中軸對稱的“h”形。主樓正面立紅漆柱四根，鼓石柱礎。樓內為雙面內走廊，樓上樓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間房設兩個平開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緊湊，造型樸實清新，堪稱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鐵路沿線城市集中，新鄉(xiāng)原有的城區(qū)已不能滿足日益發(fā)展的需要，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開始突破城墻的制約，向人流、物流比較方便的火車站附近發(fā)展，形成新的城區(qū)。新鄉(xiāng)新城區(qū)的建筑多數(shù)放棄了傳統(tǒng)設計和規(guī)劃，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結合的建筑樣式，使用更為先進的技術和材料，其功能也更為多樣。

在鐵路沒有通車前，新鄉(xiāng)的商業(yè)街區(qū)位于臨近衛(wèi)河的北門一帶。隨著鐵路的通車，這一情況發(fā)生了改變，老城北門外沿衛(wèi)河商業(yè)區(qū)開始向舊城西部方向的火車站發(fā)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舊商業(yè)區(qū)中間開辟了一條通道，從北門外沿河街，經(jīng)石榴園、姜莊街、新華街至火車站。這個區(qū)域逐漸被民宅和商鋪填滿，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華街）為主的新城區(qū)。人口增加、店鋪林立，商店多為高門臉和門窗洞口加線飾等西式建筑風格，采用水泥飾面和玻璃櫥窗等新材料。民國10年（1921年），由火車站至水閣門，修西站馬路。民國20年（1931年）后在火車站東、衛(wèi)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莊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這些街道條塊結合，構成衛(wèi)河南岸街區(qū)。同時，在1933年成立城關馬路工程委員會，專門整修道路，又將新城區(qū)西站馬路、中山大街、姜莊街、石榴園、民族路等馬路修筑成碎石碎磚路面，還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國路等馬路安裝了路燈。通豐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衛(wèi)河上修建了一座橋，取名為“通豐橋”，此橋原為簡易木橋。1933年國民黨華北辦事處將此橋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改名為華北紀念橋，為新鄉(xiāng)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橋。橋長35米，寬6.6米，石墩、水泥梁，內襯道軌為筋，棱形紅石鋪面，8根1.5米高鑄鐵桿橋燈，為新鄉(xiāng)市第一座現(xiàn)代化橋梁，方便了衛(wèi)河南北交通。在今姜莊街與勝利路交叉口處，民國年間還有一座下方上圓最上為尖頂并鑲有機械鐘表的裝飾建筑，當?shù)厝朔Q之為“鐘樓”，用以報時之用。華北紀念橋、鐘樓與同一時期建造的河朔圖書館、第四督察專員公署辦公樓，被新鄉(xiāng)百姓稱為新鄉(xiāng)20世紀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規(guī)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應發(fā)生變化，馬路寬闊，洋樓林立，門窗也均刷油漆。

五、園林建筑。

隨著城鎮(zhèn)人口的增加，城市內園林建筑也有所發(fā)展，這一時期新鄉(xiāng)出現(xiàn)兩座公園，分別為1924年修建的暴張公園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園。暴張公園是為了紀念暴質夫、張宗周而建，兩人為民國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張公園位于新鄉(xiāng)姜莊街，園內設有暴張紀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張紀念堂建在公園迎門處，是公園重要建筑，現(xiàn)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武警支隊院內，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紀念堂坐北向南，“單檐歇山頂，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磚砌墻，檐柱抱在墻內”。暴張紀念堂建筑式樣別致，與之類似的近現(xiàn)代紀念性建筑并不多見。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園位于火車站東邊的建國路，為愛國將領吉鴻昌所建。道清公園雖規(guī)模不大，但環(huán)境優(yōu)美，具有現(xiàn)代城市公園的雛形。入門處為直形長廊，左右種植翠柏，長廊左右，還各有一圓形花壇，有小徑將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構成了國民黨黨徽圖案。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發(fā)展的停滯期。

（1938年至1949年）。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迅速由京津地區(qū)南下，新鄉(xiāng)于1938年2月淪陷。日偽政權在新鄉(xiāng)7年多的殖民統(tǒng)治，致使新鄉(xiāng)原有的生產關系被打破，百業(yè)凋零，經(jīng)濟衰敗，社會倒退。

日軍占領新鄉(xiāng)后，大力修建軍事工程和為其服務的設施，“日本帝國主義在新鄉(xiāng)修建飛機場、軍政機關及為其服務的金融、商業(yè)、郵電、娛樂設施，共建項目58個，建筑面積61799平方米，其中軍政設施建筑面積達80%以上”（《新鄉(xiāng)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頁）。這一時期代表性的建筑為位于新鄉(xiāng)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領事館，該建筑平面為長方形，二層混合結構，木質地板，紅磚墻，大灰紅瓦，四坡式屋頂。該建筑最大的特點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個通氣孔，通氣孔直通屋頂四個方形通氣孔，通風防潮。領事館北是領事住處，為日式建筑，開關式門窗，內門和壁柜皆為推拉門，木地板上鋪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設講究。領事住宅路東為三棟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的金家營和八里營現(xiàn)存十座飛機掩體工事，該建筑為拱形，為水泥混凝土結構，異常堅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鍋，當?shù)乩习傩辗Q之為“飛機窩”。這些飛機窩為侵華日軍所建，現(xiàn)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日偽政權在1943年開始修建引黃濟衛(wèi)工程，計劃將黃河水引入衛(wèi)河。至日本投降時，只將50余公里的總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將該工程加以改造，命名為人民勝利渠。

同時，日偽政權重視新鄉(xiāng)的城市建設，曾將新鄉(xiāng)列為華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規(guī)劃。“本市于事變后躋于重要地位，人口劇增，擬使成為軍事上要點及商工業(yè)都市，而策其發(fā)達。并應作為政治交通文化經(jīng)濟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計劃。”（《北京檔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偽政權編制《新鄉(xiāng)都市規(guī)劃大綱》，進行為侵略戰(zhàn)爭服務的城市建設。新鄉(xiāng)規(guī)模擬為20平方公里，以京漢鐵路東側為主，從新鄉(xiāng)車站往東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約二公里，包括車站西側一部分。本區(qū)范圍東起土馬路西至鐵路線，南至城南莊，北至中興街，為一正方形新區(qū)。并以孟姜女河為分界線，南面為行政區(qū)、住宅區(qū)，北面為街市混合區(qū)，衛(wèi)河北岸為工業(yè)區(qū)。同時，新開6條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馬路（今勝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興街（今宏力大道）。這一時期，新鄉(xiāng)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條，道路長度11.47公里，面積9.27萬平方米。日偽政權按照這個規(guī)劃大綱對新鄉(xiāng)經(jīng)營多年，對新鄉(xiāng)城市建設與規(guī)劃布局產生較大影響。

1945年秋至新鄉(xiāng)解放，興建的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國民黨新鄉(xiāng)縣政府為迎接蔣介石路過新鄉(xiāng)暫住而建的中正堂。該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長方形，北端設講臺，南端正門有臺階，門廳為三柱拱券，縱墻兩側設休息走廊，間間有高大的磚粉砂漿紅廊柱，兩端間有傳統(tǒng)的倒柱連龍，墻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藝。

結?語。

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歷程，充分體現(xiàn)出近代新鄉(xiāng)的社會變遷，是由當時的經(jīng)濟與社會條件所決定的，是科學技術、思想文化與社會歷史發(fā)展結合的產物。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總的來說是把西方建筑風格同中國傳統(tǒng)建筑風格相結合，產生符合現(xiàn)實需要的新建筑。同時，新鄉(xiāng)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類型、技術、材料方面相對單一，高質量建筑少，這表明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并不充分。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十一

[摘要]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為求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民族奮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題，舊、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他的內容?；仡欀袊?，探索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歷程。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族主義革命。

中國的近現(xiàn)代發(fā)展史，是一卷被鮮血浸滿鮮血又慘遭蹂躪的長卷。中國人民飽受列強的欺壓與凌辱，深受國弱民貧的危害。鴉片戰(zhàn)爭的屈辱、聯(lián)軍侵華的無奈、日本擴張的悲慘遭遇??但同時，就其本質與主流上來說，中國近現(xiàn)代史又是中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民族民主革命、艱苦探索的歷史。1840年，英國發(fā)動了世界知名的鴉片戰(zhàn)爭，中國歷史的發(fā)展從此發(fā)生了巨大的轉折。鴉片戰(zhàn)爭以前中過是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破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jīng)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社會矛盾也由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革命任務也發(fā)生變化，由反對本國的封建統(tǒng)治轉變?yōu)榉磳ν鈬Y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tǒng)治的雙重任務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鴉片戰(zhàn)爭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也拉開了中國革命的序幕。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衛(wèi)自己的祖國，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

中國革命的目標是爭取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富強，革命性質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為前后期的領導階級分別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又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族主義革命兩個時期。

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國家實現(xiàn)近代化的重要內容。在我國明末清初開始出現(xiàn)了民主政治的啟蒙思想；鴉片戰(zhàn)爭后,隨著西方政治思想的傳入,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都以失敗告終。

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tǒng)治的革命。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79年，即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人—清王朝的統(tǒng)治，結束了歷史上延續(xù)兩千多年的封建居住專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是中華民國卻錯誤地將帝國主義列強當作了朋友，孫中山先生甚至發(fā)表了《告各友邦書》，承認各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期望換來帝國主義的支持。這充分體現(xiàn)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與妥協(xié)性。

盡管如此，中國的歷史通過這次革命被改變了。我國的社會性質雖然沒有改變，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為中國的未來帶來了希望。但畢竟由于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導致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事實證明資產階級革命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這時，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西主義，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無產階級是革命性最徹底的階級，也因為如此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fā)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走上了歷史的舞臺。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必須擁有一個新的救國陣營，有一場新的、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民主革命，這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其本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將“三民主義”取代的革命斗爭，也是中國社會制度進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9~1927）。

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fā)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tǒng)治。1924年國民黨“一大”后，國民黨與共產黨實現(xiàn)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進行。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xiàn)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第二階段（1927~1937）。

這一階段被稱為“土地革命”時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打響了武裝反抗反動派的第一槍。秋收起義后，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開辟了以井岡山為代表的無數(shù)農村革命根據(jù)地，并成功粉碎國民黨數(shù)次“圍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開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陜北，標志著長征的勝利結束。

在此期間，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虎視眈眈、不斷向南推進。中共主張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戰(zhàn)；而國民黨為了穩(wěn)固政權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最終導致國土淪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結局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1937~1945）。

這一階段被稱為“抗日戰(zhàn)爭”時期。

以“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zhàn)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稱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第四階段（1945~1949）。

這一階段被稱為“解放戰(zhàn)爭”時期。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進行重慶談判，簽訂關于和平建國問題的協(xié)定（即“雙十協(xié)定”）。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xié)定，發(fā)動內戰(zhàn)。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戰(zhàn)爭最終獲得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陸領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門分別于1997、1999年回歸祖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即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中國近代史的結束，也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tǒng)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shù)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shù)剝削者統(tǒng)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tǒng)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抗爭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xiàn)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xiàn)人民富強的斗爭史。我們從中吸取了寶貴的經(jīng)驗。

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勝利保存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力量。

4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團結就是力量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中國革命取勝的法寶5落后就要挨打。

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相信年輕的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圣使命。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chuàng)未來。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十二

摘要：五四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新舊民主革命的交替時期，在這一時期，由于外部西方女權思想、世界女權斗爭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傳播，加之中國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經(jīng)濟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發(fā)展，被傳統(tǒng)封建禮教束縛的中國女性逐漸覺醒。最先接受先進思想的女性開始在政治、經(jīng)濟、社交、教育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爭取和男性一樣平等、自由的權利，不斷謀取自身的解放，同時也號召中國廣大的婦女紛紛投身于自身的解放之中，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時期得到了深入的發(fā)展。

關鍵詞：五四時期女性解放。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折點，隨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傳播和人們思想的不斷解放，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會上接受先進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為女權發(fā)聲，主張男女平等、解放女性，其他的女性群體也隨著思想的不斷覺醒紛紛開始為自己發(fā)聲，謀取女性應該享有的平等、獨立的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的權利，這極大的推動了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時期的蓬勃發(fā)展。

五四運動不僅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也掀起了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國傳播的高潮。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世界女權運動、新文化運動思想啟蒙和中國民族經(jīng)濟發(fā)展的推動下，女性的自我意識不斷覺醒，使中國女性解放思潮在女性謀取自身權利的基礎上不斷深入發(fā)展。

1.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的傳播。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僅給中國革命、中國的命運前途帶來了新的生機，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觀也給處在壓迫中的女性帶來了希望，讓她們看到了女性地位與男性平等，女性擁有獨立、自主權利的可能?！霸谝磺忻擅寥酥校谝磺刑幱谝靶U時代低級階段、中級階段、部分地也處于高級階段的野蠻人中，婦女不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盵1]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李大釗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雜志上積極發(fā)表有關女性解放的文章，在女性解放思想的不斷傳播影響下，陳獨秀、李達等人也紛紛在《新青年》《婦女評論》等雜志上發(fā)表文章，介紹女革命家和蘇俄等國家的婦女解放運動及她們所取得的勝利，這有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中國社會的傳播，也激勵中國女性起來謀取自身的合法權益。此外，一些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中國社會的女性解放運動，引導著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國的不斷深入發(fā)展。

2.西方社會女權運動的推動作用。

在20世紀20年代，西方社會的女權運動達到了一個高潮。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女性在資本主義經(jīng)濟高度發(fā)展的條件下和“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下，要求謀取在政治上和男性一樣平等的參政權利，經(jīng)過不斷地努力抗爭，西方女性最終獲得了政治上的選舉權，擺脫了政治上被奴役的境地，逐步獲得了自身的解放。而相比于西方社會的女性，中國的婦女依然處在封建倫理綱常的束縛和壓迫之中。她們政治上沒有任何話語權，經(jīng)上依附于男性和家庭，沒有自由和平等可言。在此情景之下，受西方人權思想和女權運動影響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站出來深刻地抨擊中國傳統(tǒng)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迫和束縛，提倡女性的解放，為廣大深受壓迫的婦女發(fā)聲，這也促進了女性解放思潮思想在五四時期的深入發(fā)展。

3.民族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女性解放奠定基礎。

五四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jīng)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傳統(tǒng)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觀念。民族經(jīng)濟的進一步發(fā)展，不僅瓦解了封建的自然經(jīng)濟，而且隨著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社會上還產生了需要女性的職業(yè)。此外，許多小生產受到大工業(yè)的沖擊瀕臨破產，加之迫于生活的需要，男性不得不允許女性參與到社會生產之中，這也使得女性在經(jīng)濟上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獨立地位。隨著民族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女工的隊伍也不斷壯大和發(fā)展，這為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國的深入發(fā)展奠定了廣泛的組織基礎。中國女性的地位在經(jīng)濟領域獲得獨立也是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時期深入發(fā)展的一個根本原因。

4.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作用和女性的自我覺醒。

在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雖然一部分先進之士注意到了女權的問題，但是這個時期的女權和女性解放還是被看作含有政治目的，沒有真正意識到要從人的個性等方面使女性獲得真正的解放，并擁有與男性一樣平等的權力。在新文化運動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批判封建禮教、封建綱常，提出“打到孔家店”，給中國婦女帶來了新的曙光。五四運動時期，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進一步發(fā)展，女性知識分子不斷地與封建倫理綱常進行反抗斗爭，處在壓迫之中的女性開始覺醒，為了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政治權利、經(jīng)濟上的獨立、受教育權、個性解放不斷地抗爭。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極大地促進了五四時期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國大地的深入發(fā)展。

五四時期是繼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后女權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一個高峰，也是在女性解放思潮影響下的女性解放運動發(fā)展的一個高潮，引發(fā)了社會上對女性經(jīng)濟獨立、政治參與、個性解放、社交平等、婚戀自由等一系列的內容展開了深刻的討論。

1.政治參與。

女權的發(fā)展、女性的解放，要從女性的經(jīng)濟獨立開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夫為妻綱”的思想象一把沉重的枷鎖將女性束縛在家庭之中，沒有任何經(jīng)濟來源的女性只能靠家庭中的男性養(yǎng)活，沒有獨立的人格尊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知識分子逐步意識到，要想實現(xiàn)女權、女性的解放，必須使女性獲得經(jīng)濟上獨立自主的能力，只有實現(xiàn)女性經(jīng)濟上的獨立，才能為實現(xiàn)其他方面的獨立打下基礎。因此，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中心進行了深刻的探討，陳獨秀在《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中明確提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xiàn)婦女經(jīng)濟獨立、才能實現(xiàn)婦女徹底解放。在五四知識分子的大力宣傳下，許多女性被喚醒，意識到了實現(xiàn)經(jīng)濟上獨立的重要性。在1921年《改造宣言及章程》中，提出了社會上的職業(yè)都要允許女性加入的聲明，那些被女權思潮喚醒的女性也在《婦女聲》上發(fā)出了“取得自由、社會的生存權和勞動權”的內心深處最迫切的吶喊聲，來爭取實現(xiàn)自己經(jīng)濟上的獨立。

3.教育平等。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始終倡導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三從四德”等思想，女性受教育的歷史一直處于長期空白的狀態(tài)。梁啟超曾提出興辦女學的主張，使廣大女性能夠成為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女性教育的發(fā)展，但“賢妻良母觀”存在著局限性。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封建禮教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倡實現(xiàn)男女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胡適、李大釗、徐彥之、鄧春蘭等先進知識分子大力提倡興女學，實行男女同校，讓女性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此外，當時的進步之士認為，“先教育，先預備，然后解放”[3]，即深受封建思想束縛的中國女性群體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擺脫長久以來封建禮教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奴性色彩，為追求自己人格上的平等和謀取與男性平等的權利掃清障礙。在男女同校的主張下，許多大學紛紛向女性打開大門，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據(jù)統(tǒng)計，截止到1922年，全國大學共34880人，其中女性為881人，雖然女學生的人數(shù)不多，但這是挑戰(zhàn)傳統(tǒng)、實現(xiàn)女性擁有平等受教育權上邁出的一大步。

4.社交公平。

中國的女性在五四時期以前就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形象，并且男女之間的社會交往一直遵守著封建社會延續(xù)而來的“男女授受不親”“男女有別”等原則，女性幾乎沒有任何社交活動可言，女性的活動一直是局限于家庭或者說是在男性背后的，她們沒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女權思潮等先進思想在中國傳播，先進的知識分子向社會呼吁“社交公開”。1919年4月15日，楊潮生率先在《新青年》發(fā)表署名文章——《男女社交公開》，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破除男女界域，增進男女人格”的主張。其他五四先進知識分子也認為男女應有平等的社會交往權，并提出了“男女社交是與女之平等人格的表示，反對出女社交，就是反對男女平等”[4]。社交公平是女子走向社會的第一步，也是女性獲得其他平等權利的第一步。在這種男女平等、自由地進行社會交往的思想影響下，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男女進行正常社會交往的熱潮。

5.婚姻家庭的變革。

五四時期，在女權思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形勢下，變革婚姻家庭制度被視為是女性獲得解放的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婚姻家庭中女性的問題也成為社會中備受關注的問題。

首先，先進的知識分子批判了舊的貞操制度。自封建社會以來，傳統(tǒng)的貞操制度一直是束縛女性的一枷鎖，無數(shù)女性也為它失去了無辜的生命。周作人等民主主義者在《新青年》等雜志上翻譯發(fā)表《貞操論》，胡適發(fā)表《貞操問題》等文章，掀起了對封建傳統(tǒng)貞操論的批判熱潮。

其次，五四先驅們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傳統(tǒng)的婚姻包辦制度，男女皆有戀愛的自由，有權選擇自己幸福，只有戀愛自由，才能“破壞舊社會一切偽道德，惡習慣”[5]，婚姻自由既包括結婚的自由，也包括再婚的自由和改嫁的自由。

再次，批判了封建的宗法家庭制度。以封建家長制為核心的傳統(tǒng)家庭制度是束縛、壓抑人性的，是女性的牢籠，在傳統(tǒng)的家庭制度下，女性沒有出入的自由、交友的自由、婚姻的自由，完全淪落為男性的附屬品。新的知識分子紛紛著書立說揭露女性被奴役蹂躪的情形，號召女性站起來打破家庭的束縛，尋求自身的解放。

此外，陳獨秀在《男系制與遺產制》中還討論了繼承權的問題，其主張應打破傳統(tǒng)的“傳男不傳女”的思想，女性擁有和男性相同的繼承權。

五四時期中國社會雖然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但是五四運動的發(fā)生標志著中國進入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在這個時期傳播的女性解放思潮也呈現(xiàn)出許多新的特點。

1.從資產階級的女權、民主思想轉向學習馬克思主義，帶有初步的社會主義性質。

在五四之前的中國女性解放思潮的發(fā)展主要受西方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自由、平等思想和先進的“天賦人權”民主思想的影響。提出解放女性，把女性從傳統(tǒng)的封建倫理道德和禮教的束縛和壓迫下解放出來。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審視資產階級的思想，由于其思想存在著不足，中國的知識分子轉向不斷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不斷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觀來指導中國婦女的解放運動。陳獨秀在《女子問題與社會主義》中指出：“討論女子問題，首要與社會主義有所聯(lián)絡，否則離開社會主義，女子問題斷然是不會解決的?！盵6]他陸續(xù)發(fā)表了《我們?yōu)槭裁匆岢珓趧优c婦女運動》《我的婦女解放觀》等文章，從不同的角度關注了女性解放問題，這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影響下完成的。由此可見，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已經(jīng)逐漸擺脫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轉而受到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指導，因此在五四制時期的女性解放運動也逐步具備了社會主義的色彩。

2.思想宣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

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不斷發(fā)展，一方面，人們的思想不斷得到啟蒙解放，對封建禮教、舊道德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社會階級不斷分化，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不同階級對于女性解放的問題有著不同的觀點。在此情形下，五四時期女性解放思潮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多元共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生，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社會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在這一時期，就女性解放而言，存在著眾多的思想流派，有“女子解放心理派”“女子職業(yè)派”“女子參政派”“限制生育派”等資產階級思想流派，還有“工讀互助式”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流派，以及逐步在發(fā)展壯大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流派。關于女性解放的道路歸納起來主要分為以下三種：第一是資產階級女權主義道路，希望通過斗爭來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利，獲得教育的權利，實現(xiàn)男女的平等。第二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女性解放道路，十月革命的勝利震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使他們轉而接受社會主義，由于還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工讀主義、互助論、新村主義等空想社會主義對青年知識分子的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第三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先進的知識分子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來探討中國女性的解放之路。這些流派在有關婦女解放的問題的討論上達到了一個空前活躍的狀態(tài)，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的的局面，各流派就女性解放問題紛紛提出自己的觀點，在思想界掀起女性解放的高潮，促進這一時期女性解放思潮的的深入發(fā)展。

4.女性解放思潮具有社會基礎上的廣泛性和思想理論上的深刻性。

陳獨秀將女性解放與政治、經(jīng)濟和宗教的解放相提并論，將女性解放問題當作社會改造的根本問題，這是以前從來不曾有過的。隨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不斷傳播，轉向從社會制度層面探討女性解放，并將女性的解放重心轉移到勞動婦女的解放上來，提出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婦女解放理論，提出了“聯(lián)合婦女”的思想，尋找到了女性解放的正確道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傳播，使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時期的發(fā)展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境界和層次。

中國的女性群體幾千年來一直受到封建的禮教和傳統(tǒng)倫理綱常的束縛，戊戌運動和辛亥革命時期，受西方女權、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掀起了女性的解放序幕。五四時期，女性解放的思潮發(fā)展到了一個頂峰，有關女性解放的運動也在這一時期達到了一個高潮，喚醒了沉睡中的中國女性，使她們走出家門、走向社會，謀取屬于自己的平等的權利，開創(chuàng)了女性解放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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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論文篇十三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shù)國構煽，實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少F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政權，在鴉片戰(zhàn)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zhàn)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伴]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zhàn)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jīng)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爸袊说氖嘏f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shù)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jīng)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zhàn)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tǒng)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zhàn)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zhàn)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zhàn)后，卻出現(xiàn)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xié)，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xié)態(tài)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tài)度，主戰(zhàn)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wèi)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zhàn)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zhàn)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huán)境經(jīng)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tài)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zhàn)爭也使得中國發(fā)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形態(tài)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jīng)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yè)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yè)經(jīng)濟占統(tǒng)治地位，絕大多數(shù)居民是農業(yè)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shù)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yè)者或者失業(yè)，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zhàn)爭使得中國多數(shù)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tài)，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zhàn)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guī)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zhàn)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shù)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zhàn)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fā)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zhàn)爭后清朝統(tǒng)治下的社會正在發(fā)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fā)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fā)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